，任命转运使刘一止兼任提举官，在荆湖南路推行经界法，并令从官户清查起，若有破坏、阻挠经界法的，没收其隐瞒田产，并处以徒刑。
四月，朝廷再次下诏，在其他诸路均设经界所，由各路转运使兼任提举官，在本路推行经界法，并令从官户清查起，若有破坏、阻挠经界法的，没收其隐瞒田产，并处以徒刑。
即使有这些严厉的诏令举措，便在推行过程中，仍然遇到有不少阻力。不过，有两府宰执和三品以上的高官经界在前，即使地方上的官户、豪强手眼通天，也断绝了通往最高层的路子。而一项政令能否推行到底，取决于上面决心有多大。只要皇帝和政事堂不动摇，不管地方上的阻挠多大，政令也会坚持推行下去，如果执行者不得人，那就换人换官，有了杀鸡儆猴的前例，那些有心拖拉或敷衍的地方官员也就不敢不尽力了。
至建炎十年六月，荆湖南路的经界均税完成。
至建炎十一年六月，各路经界均税先后完成。
经统计，全国诸路州县共清出隐田一百二十七万七千五百余顷，每年可给国库增加两税收入约四成。
当经界法正在各路推行时，户部进行两税改制。
建炎十年九月，朝廷下诏各地执行新的《两税法》。
其中规定：凡有田者，包括官户、民户，家有田产千亩以下的，维持十五税一不变，家有千亩以上的，其超出部分按十税三纳税。
也就是说，田产越多，纳税比例越高，多田者多税，少田者少税，以此遏制富室兼并土地。
又规定：两税纳税者不分主、客户，而以直接耕种者为纳税对象。
也就是说，农户租种田地的，官府向租种者收税，而不是向土地所有者收税。这条法令的好处是减轻佃户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如果佃户是向地主交税，而不向国家交税，就会造成无地农户对地主的依附加深，而失去对国家的依附。
又规定：凡客户租种土地，主户向客户收租不得超过十五税一。
这是为了遏制富田者向佃户收取高额地租，减轻土地豪户对租地农户的盘剥。
“即使推行了经界均税，即使改革了两税法，也不能实现贫富公平，”名可秀对此评价道，“只能说，暂时遏制了土地兼并，暂时减轻了乡村下户负担，暂时减缓了贫富拉大。”
她对丁起、赵鼎道：“变革不易，维持更难。要想将经界法、两税法长期维系下去，要靠吏治和吏制。地方官员清明了，强取豪夺、压榨农户的事就少。选拔任用官员首要重德，但吏治又不能完全倚赖官员的道德，毕竟人的私心难以消除，必须有吏制作为约束。要将道德和制度并行，不可偏废。”
儒家讲道德治国，法家**律治国，道家讲无为治国，墨家讲兼爱治国——名可秀认为，“治国不应该是单腿而行，要想身子走得平衡，两只胳膊、两条腿，都少不了。”
譬如名可秀主张相权，对于皇帝，那就应该“无为，垂拱而治”。
譬如墨家的兼爱，是要求人们除了爱自己的亲人外，还要爱别人，这就是善心。名可秀成立共济会，就是推行墨家的兼爱思想。
“大道之途，非独一家。治世之法，百家合流。”
作者有话要说：关于上章论大道公平，在孔子、老子、墨子……以及《礼记》这些著作中，都能找到影子。
若论经学造诣，名可秀不一定比杨时、尹焞、胡安国这些大儒更为精深，但她的优势是不囿于一家之言，思维开阔，故而能够归纳总结出别人看不到、想不到——或者说不敢想的观点。有句话好像是这么说的，思想有多远，你就能看得多远；或者说，思想有多高，你就能站得多高——名可秀这个人物，大抵就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