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撰文托名，根本没有枫山居士这个人——但《国学论刊》严正声明，说枫山居士确有其人；便有抨击者说枫山居士“藏头露尾非为君子”，但也有赞扬者说枫山居士“不求具名显达，乃品行高洁之士”。
不论士林如何评议，很多年轻士子敬仰枫山居士——他的文章发人深省，不流时俗，每每令人读之再三，夜思不寐，能写出这样文章的人，必是有大胸襟，其为人品行岂是如谤者所言？
胡宁心里默念着“大道为公”，目光掠过廊外苍翠的竹林，叩门入了花厅。
厅内停了闲话，胡宁按谯定吩咐翻到枫山居士那篇《论大道之公平》，语声清晰地读起来。
“夫何为大道？《礼记》言：‘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举者权为责，公平无私。而至夏启，大道既隐，天下为家。与位世及，礼仪为纪。三代之礼，因革相沿，子曰‘损益’。制益之，而损大同。权而利生，贵贱不公成制。……”
在上古五帝（黄帝、颛顼、帝喾、尧、舜）时代，是大道实行的时代，天下为天下人所共有。人们选举有德行和才能的人来治理天下，讲信用，和睦共处。上位者在位的权力是治理天下的责任，实现公平无私。
但从夏朝开始，大道已经不能见到，天下是一家一姓的天下。诸侯天子不再是选举贤能，而是变成世袭，并且成为名正言顺的礼制。夏、商、周三代，各制定夏礼、殷礼、周礼，因革相沿，到周公时代的周礼，典章制度较前代更为完善——孔子说，各有损益，这“益”是礼制的完善，而“损”却是“天下大同”越来越少了。因为权不再是责任，而是利益，贵贱和不公成了礼制。
“因何？欲而私也。故先秦圣贤孜求弘道，道曰寡欲，儒墨曰节欲，而欲难灭也，大同渺然。是故孔子弘道退而求之，以礼为秩，以仁为公。”
为什么天下会越来越不公呢？因为人人有私欲。先秦时代的圣贤孜孜以求大同之道，是故道家说要清心寡欲，儒墨两家说要节制欲望，但人的私欲是难以消灭的，大同太渺茫了。于是孔子退而求其次，推行礼仪来维持天下的秩序，推行仁政来减少社会的不公。
“三代之后，王朝莫过三百年。或外敌，或内乱，更迭相代，无有长久之治。因何？天下至不公，大道损之底也。富者愈富，而贫者愈贫，生死之地，困兽犹斗，况乎人焉？”
从夏商周三代之后，历代王朝没有持续三百年的，或是因外敌入侵，或是因内乱，更迭相替，没有长久的。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公平这个大道已经被损得太厉害了——富者越来越富，贫者越来越贫，到了危及生死的时候，连困兽都要斗一斗，何况人呢？
枫山居士在文中写道：“天下之大不公，即为贫富悬差之巨。”
如今富者阡陌相连，而贫无立锥之地。一户人家有良田万亩，而一户人家不过薄田十亩，朝廷同样定税十五税一，看似公平，实则富者税少而贫者税多。况且富贵之家，又占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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