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友求荣。
范冲喝了几盅酒便说告辞，胡安国笑着摇头，也不强留他，吩咐三子胡宁送范学士到府门口，便与谯定说起上午政事堂议的荆南路经界田亩奏议。
***
枫阁内，名可秀也正和丁起说着李椿年的经界田亩。
李椿年原是宣州宁国县令，因在宁国县推行经界田亩、平均赋税卓有成效，五年内便连升通判和知州，后来荆湖南路邵州溪峒叛乱平定，又从宣州迁知邵州。
名可秀将李椿年调到邵州的目的就是为了经界田亩。
邵州溪峒叛乱原因很多，但究其根底还是土地税赋遗下的祸患——
以前，朝廷从毗邻峒民的乡里集人户为义保，又从蛮峒中选人户组为峒丁，作为兵户登籍在官府名册，捍卫汉峒相邻界境，并按人口给田，禁止擅自出卖和私自交换，一丁一年交租三斗，没有其他徭役；
但道宗政和以来，州县征敛百出，或重复摊派，义保峒丁租赋不复旧制，便有私自将田卖给溪峒换钱粮的，一旦税吏催科上门，就举家迁出，依附溪峒；而官府仍按旧籍催科，使乡民在固定租赋外又得加税填补空额——公家靠此取利，怠慢不查销空籍，每岁征总赋，乡民不堪其苦，反而投靠依附溪峒。又有狡猾的世家大族将田产隐匿在峒人名下，躲避租赋。如此种种，使得汉民省境和溪峒的地界渐渐模糊。而溪峒愈侵省界，致官府失税，蛮獠日强。
要解决溪峒之乱，武力镇压只是一时之策，要彻底消弭隐患，必得实现真正的“招安”——若官府能让峒民安耕适织，谁还有心叛乱？
是以，当荆湖南路的武安军平定邵州峒乱后，朝廷便以李椿年为守臣，一是整饬溪峒，重定溪峒羁縻界；二是恢复峒丁旧制，招收未附叛乱的溪峒猺人为峒丁，归入武安军，驻守护卫界境；三是重新堪分田地，查出被世家大族买去的峒丁田地，因违法买卖一律充公，并按户分给峒丁耕种，重立户册。
及至峒丁的田地重新堪分到户后，李椿年便在整个邵州渐进推行他的经界田亩法。
即：重新丈量土地，按实际土地的数量、肥瘠确定税额，多地多产者则多纳税，少地少产者则少纳税。
李椿年先令官户、民户各依书式填报户主姓名、田地面积、四至、土色、丘段及来源（典卖或祖产），并附田形地段图。
然后，官府派出衙差丈量土地，以乡都为单位，逐丘进行丈量，计算亩步大小——以五尺见方为一步，六十步为一角，四角为一亩，计算亩角。丈量后造鱼鳞图，保各有图，大则山川道路，小则人户田宅，顷亩阔狭，皆一一描画，使之东西相连，南北相照，各得其实——合十保为一都之图，合诸都为一县之图。
再辨别土色高低，确定肥瘠等级，均定苗税。
最后，每户置簿，登记田主姓名、人口，田数量、肥瘠等级、税额等，建立起合户籍、地籍、税籍为一体的“砧基簿”，赴县印押，永充凭证，做到“民有定产，产有定税，税有定籍”。如此，田主按籍纳税，官府按簿收税，清楚明了。若有典卖交易，迥须各持砧基簿和契书对比批凿，官府备案改户，以防隐田之私。
经过一年经界，邵州查出一万六千七百多顷漏税田，成效俨然，但也招致了官户戚属和地方豪户的忌恨，便有通门路的，告到荆湖南路转运使司和提刑使司，说李椿年借丈量田地行贪污不法事，又驱衙差欺压百姓……。却被转运使刘一止驳了回去，并令提刑司将涉嫌诬告之人下狱，立案审查量刑，震慑了一干豪强大户，之后邵州无人再敢阻挠李椿年经界量田。
如今李椿年在邵州已任三年，经界均税成效卓然，便上报转运司使，请求在荆南路推广经界，并呈上他撰写的经界法二十四条。
刘一止正有此意，便上奏朝廷请在荆南路设立经界所，推行经界法，并附李椿年的奏折。
政事堂三种意见：一是支持——赵鼎、叶梦得，二是反对——胡安国、范宗尹、章谊，三是建议慎重，不全然支持也不全然反对——朱敦儒、谢如意。
丁起当然期望推行经界法，“方田均税”是大宋开国以来，多少有识之士孜孜以求的理想。但从郭谘首创“千步方田法”，力行清查田亩，到王安石变法，推行《方田均税条约》，最终却都未能克竟其功，实现“厘清天下土地税收，增赋富国”的目的。丁起不得不慎重，前人的失败足以成为教训。
“……臣观郭谘、王荆公方田之法失败，皆因豪强的强烈反对而致。尤其王荆公变法，在土地抑并严重的京东、河北、河南、河东等路施行，更是得罪无数勋贵戚属。如今，我朝要行经界，也必有此等阻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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