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会首名可秀，赞言：“善。济世，毋分阴阳。”又读其修订的吕氏《蓝田乡约》，书中提出乡约共济模式，而共济会的成立便是推行乡约共济的一个前导，蔡发不由对尹焞感慨道：“吾辈常说弘道济世，而论力行推及于下者，不及名中慧多矣。”遂与名可秀论交，虽未见之一面，却不妨文章来往，交谊益深。
众人今日聚在一起却不是为了谈闲说笑，而是缘于客座夫子沈元的一篇文章——《论知行论之行在知先》，发表在这一期的《国学论刊》上。
沈元是军器监少监，被凤凰书院聘为工械、地理、物理、化学四科的兼教夫子，以实践长才而闻名，在格物学科很得学子拥戴。正是他在教学中最早提出“行在知先”论，并用了工械制造、地理测量、力学、光学等方面的很多实例来论证这个观点，鼓励学子用实践去论知。
但在最初，这只是一个观点，并没有形成完整的知行论。
后来，在枫阁论学时，沈元提及这个观点，引起了名可秀的关注。
沈元提的只是治学的观点，但名可秀习惯站在高处看问题，想得更深远。
理学需要一种理论做开局，建立学派的声誉。这种理论必须是新颖的，不同于时下主流观点，要引起争论和关注，但又不能太过于新异，以免引来四面八方的攻击——对于才创立不久的理学来说，还无法承受住四面八方的狂风骤雨。
理学要引起重视，但不能引来敌视。
“知行论”就是一个适合做开山斧的学说。
而且，这个学说对于名可秀正一步步推行的新政也是大有裨益的。
名可秀便写了一篇论知行论的文章给沈元，分析了时下几个学派的知行论，提出自己的看法，希望沈元完善“行在知先”的学说，形成一种新的知行论，公行于世。
这对沈元来说当然是件好事，能提高他在学术上的地位，扩大他的影响力，当即着手整理论据，撰写文章。但一种新论的提出并不是轻松的事，须得经过详细的考证，周密的论述，还要有前代先贤的引论依据，才能经得起攻击。
为此沈元准备了半年有余，而名可秀在沈元文章发表之前，就已在共济学堂践行这种知行论。行在知先，这也是一种检验。
花厅内的众夫子看过今日刚出的《国学论刊》，一时厅内静下来，大家都在忖量着。
此文在发表之前，这些夫子们都是看过的，此时不过是再过一遍目。
过了一会，苏澹开口道：“此文既出，便是正式提出论说，王学、温学、洛学必然都要有反应，尤其是洛学，当是吾等主要应对的学派。”
大家都微微点头。
沈元目光微敛，道：“洛学在朝以胡武夷为首，在野以尹山主、杨龟山为首，论辩才最利者，以经学夫子罗豫章为最……”
胡武夷即礼部参政胡安国，人称武夷先生。杨龟山是程颐的弟子杨时，人称龟山先生。罗豫章是杨时的弟子，执教书院经学科，人称豫章先生。
这四位都是学问醇厚的大儒，在学者中声望甚隆，尤其胡、尹、杨三人，被称为洛学三子，是当之无愧的洛学三魁首。
邵伯温捋着白须，微微笑道：“和靖这几年治学愈发敦厚了，许是山长做久了，治学亦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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