颇能能一致，但在主官的定刑上生了分歧。刑部沿用宽典治赃的惯例，处以流刑琼州，而御史台认为应按律处之绞刑，双方相持不下，大理寺卿衡量后从御史台议。刑部以一对二不占上风，遂将定刑之争搬上朝议。
朝会时刑部侍郎和监法御史唇枪舌战，互不相让。朝臣或倾向刑部，或倾向御史台，争论声中渐成两派。
赞成死罪的一派说按刑统律则应处绞，支持流刑的一派便举出真宗朝仁宗朝对赃死罪的宽贷敕文，说死罪可免。
坚持死罪的一派又说贪风不可长，理应重罪以诫；流刑派便说历代先皇治政均大度宽容，朝廷对官员论罪不宜严苛云云……
两派的官员都有道理，争得怒眉瞪目，手中笏板几乎指到对方鼻子上。大殿上吵得喧如菜市，赵构不由拢眉，目光扫向殿首。
两府宰相分立殿首。左首的政事堂宰相丁起端谨而立，目正眼不斜，似乎毫无表态之意。立于右首的枢相卫希颜一副神思飘渺，仿佛早悠游到了天外。户部礼部两位侍郎对视一眼，心头嘿然一声，拢袖观望。
宰相不说话，皇帝赵构也端坐御座上如泥塑菩萨，没有表情。于是朝会吵得热闹，却没有结果。赵构摆了摆袖子，退朝。
大凡上了朝殿议的事，多半没个严实的。未到晚时，便有风声传出到朝下。其后不出两日，这朝堂上关于贪官定刑的争论就在京城沸沸扬扬传开了。
舆论潮起，喧嚣腾腾。老百姓可不管先皇的什么“宽典治赃”，总之贪官就该死，贪了共济粮的贪官更该死！坊间但闻杀声一片，报上也连出评论，抨击朝廷所谓的“矜悯宽宥”，是对贪官的仁，而对庶民的不仁，宽赃就是纵贪，宥贪就是害民……《西湖时报》的特约评事员陈东的笔锋更是尖锐，直接斥道：“今言宽赃者，当如国蠹民贼论处！”
京城民间舆论如潮，朝廷也感受到了压力。在舆论一面倒的情形下，宰相丁起立即旗帜鲜明地表态，支持重罪肃贪，于是朝中风向偏倒，徽州贪案的官员罪刑很快落定。徽州知州、通判、幕职曹官、知县、县丞、县尉等主犯重犯均被处以死罪，其余从犯则分处流刑、役刑不等。
朝廷诏告一出，大快人心。
徽州赈案是南廷第一桩贪赃案，此案的论刑处置无疑为建炎朝对贪赃官员的论罪定下了基调。
大宋刑统和唐律相比，治赃偏宽，且从宋真宗始，皇帝又多发矜贷诏令，矜悯宽恕犯了死罪的贪官污吏，甚至在“贿赂公行，嗟怨之声闻于道路”的情况下也不过是对贪官降职或流配，惩贪偏宽的倾向越来越明显，并日益超过宋刑统的法律条令，死罪形同虚设，以致大宋官场的贪赃之风更盛。
建炎朝廷最终对徽州贪墨案的犯官处以死罪，无疑是重新捍卫了宋刑统的威严。自此，赵宋历朝来对贪官污吏的宽贷诏令由此而终止，死罪的绞索和刑刀重新悬在了贪官的头顶上！
京城百姓对这番论罪背后的重大意义无从知晓，但得见贪官终于得判死刑，正义得到申张，自是大快人心，松了口气。然而，报纸上对此的评论抨击却没有消停，仿佛在说：这事还没完。
譬如有文评论，从徽州一案可见地方吏治腐败，嗤之道：“想来天上乌鸦不独一只，这地上贪官又岂只徽州一处？”
又有评论道：“天灾无情，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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