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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竟去年开征的练饷就有七八百万两了,相当于厘金的两倍。除非厘金提高税率,否则是替代不了三饷的。
至于明朝原本的商税……几大钞关每年从几万两到十几万两不等,加起来总和也不到一百万,只能算是零花钱级别,明朝压根儿就不靠商税活。
崇祯反复思考之后,叹了口气:“那就说说厘金一旦实施,可能会出现的坏处吧——让朕猜一猜,首当其冲的,是不是又会惹来如同当年对矿监、税监的抵制那般,闹得江南汹汹?”
崇祯是见识过他兄长末年、南方苏州反抗魏忠贤税监的破事的,也看过张溥写的《五人墓碑记》。
虽然他登基后,因为打击魏忠贤,把那些当年反抗税监的人洗白了。可十几年皇帝当下来,他内心其实也多次动摇过,很多问题都看明白了,怀念起那些税监、矿监的好处。
只是碍于皇帝的面子,被清流架在“天子不可与民争利”的道德绑架上,下不来台。
不过,沈廷扬的回答,却让他稍稍有些意外:
“陛下……如果实施得好,并且对试点范围控制得当,厘金遇到的阻力,倒是可能比天启年间派出矿监、税监要小得多。但是,那会导致厘金有别的危害,不得不虑。”
崇祯眉毛一挑:“哦?如何能让厘金少受阻力?别的危害又是什么?”
沈廷扬一咬牙,把他之前跟儿子家书时讨论过的细节,挑了几点说了:
“天启年间,南方士绅抵抗矿监、税监,一方面是那些宦官确实搜刮无度,没个章法。虽然也为朝廷扩充了财源,却至少十之六七落入了奸宦及其党羽手中。
而且商税征收,历来都是由朝廷统一调度,当时南方没有贼乱,百姓士绅都觉得他们是在拿自己的银子补贴北方人,故而怨恨。
如今形势,比天启年间又危急不少,南方也有了贼乱,蔺养成部近在安庆、庐州,那已是南直隶地界,便是南京六部和苏杭富庶之地的豪绅,都能感受到家园被威胁。
如果陛下加征新的商税,能够专款专用,用于围剿南方的流贼。而把省出来的三饷、给北方战事使用,那么南方豪绅的抵触自然会降低,毕竟这些钱是在保卫他们自己的家园,没那么抵触了。
但是,这种措施的劣势也很明显,自宋朝以来,朝廷都要地方军、财分离,防止出现唐时的藩镇割据。
我朝虽然在地方上分了三使,军事镇守主官与财权握在不同的封疆大吏手中,可真到了战事危急时,怕是还会出现强人独断专行。其中利害,不可不慎。”
这些话,都是沈树人跟父亲分析的,也是基于他对历史的正确认识——
清朝用厘金后是没有亡于农民军,但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此后也尾大不掉,成了东南互保。最后南方地区形成了自己的独立意识,拖了六十年后还是埋葬了清朝。
厘金之策一出,对于在南方剿贼的军阀而言,绝对是百利而无一害。未来在湖广肯定会出现保扶大明的“曾国藩、李鸿章”。
但大明江山保住之后,还听不听他崇祯的,就不好说了。
偏偏沈廷扬还说得那么诚实,一点都没藏着掖着,崇祯都不好怪他包藏祸心。
“这事儿……还是再议吧,眼下只能默许黄州那边继续搞,朕不嘉奖也不怪罪。至于湖广能不能推行,且看明年形势如何。”
挣扎再三,崇祯最后还是痛苦地闭上了眼睛,暂时选了个拖字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