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直言敢谏。一位寂寞书生董仲舒，凭《天人三策》，石破天惊，脱颖而出。从此，本为民间一家的儒学被指定为官方思想，与政治、皇权紧密相连。
据此，汉武帝创建太学、乡学，设立举贤制度，形成了中国独特的文官制度。秦代至汉初，选拔人才用的是军功爵制；到了汉武帝时代，逐渐转变为察举征辟制，从根本上解决了大汉人才匮乏的局面。
文景崇黄老，宽厚无为，垂拱而治；汉武帝则一反祖宗定法，尊儒术以约束官吏，效法家而严惩贪官，王道霸道，交错为用。而其中尊儒兴教，首立太学，尤予后世以至深影响。倘非此举，儒家学说何以成“教”？倘非此举，华夏文明何以存续？倘非此举，学而优则仕何以体现？
然而，后世不乏对《天人三策》，对“独尊儒术”深恶痛绝者，他们的批评并非毫无道理。
儒家对中国政治：“独尊儒术”将政治伦理化、伦理政治化，迷信道德至上、教化万能，力图建设一种道德自律型的政治。这种重自律轻他律的思路，必然导致强权至上，个人**。曾经的天朝上国，就这样一次次与民主政治失之交臂。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始终无法走出“人治”的泥潭，摆脱因人兴废的历史惯性。
儒家对民众心理：且不论到了宋明理学，儒家学说走向极端。单就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妻妻，中国人就不得不在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中，扮演好自己的道德角色。如此，权力崇拜、君尊民卑、官贵民贱、奴性心理年深日久，“救世主”和“清官”情结愈加浓厚，甚至反过來成为昏君和贪官孽生的土壤。
儒家对人才素质：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儒家把“道德”作为衡量人才和录用官员的决定性条件，将“从政”作为实现人生价值的唯一途径。然而，能有幸为官的是极少数，得明君而施展抱负者，更是十无一二。绝大多数士人郁郁终生。名为知人善用，多少人为之贻误终身。
汉武帝时代，对应内在的儒家统治思想，就是中央集权体制。秦始皇首创了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但是，秦朝短命，未能设计一整套执政方针。西汉王朝，到了汉武帝，彻底肃清了诸侯王分裂势力，巩固了中央政权。
对此，司马迁击节称道！《淮南衡山列传》中，太史公日：
淮南衡山，亲为骨肉，疆土千里，列为诸侯。不务遵蕃臣职以承辅天子，而专挟邪僻之计谋为畔逆，仍父子再亡国，各不终其身，为天下笑。
元鼎五年（前112），汉武帝又以诸侯酎（zhou，咒）金（祭祀太庙时诸侯助祭的献金）成色不足为由，一次削去106名诸侯的爵位，至此，高祖刘邦所封诸侯王，削捋殆尽。
秦行郡县，不王不藩，是真正社会政治学意义上的封建体制。刘邦建汉，首封异姓诸王，后封同姓诸王。从政治体制的发展着眼，无疑是一种社会的倒退。继而，吕后大封诸吕，终酿祸乱。因此，直到景帝朝，乃有吴楚七国之乱。而汉武帝采纳主父偃建议，令诸王推恩以封子弟，大力削藩，平淮南、衡山二王之反，夺列侯一百零六人之爵。汉武帝上接秦始皇，行郡县以推行国家政令，此后两汉四百年，虽有外戚、党锢之祸，但无藩镇之患。
之后，晋又封藩，乃有八王之乱。唐初鉴于前辙，王而不藩，安史之乱后，肃宗又大事封藩，终以藩镇割据，断送唐朝。宋仿唐初，王而不藩，故两宋无藩镇之祸。明太祖立国，复大封诸王领藩地，终有燕王朱棣靖康之役，赣王朱辰壕之叛乱。明世宗以藩王人承大统，追赠生父，闹成著名的大议礼，随之明亡。清朝力惩前失，王而不藩，定制亲王不出国门，故有清一代未有藩祸。
由此可见，古來帝王，由秦始皇至清代宣统，正统偏安者共二百余人，真正懂得国家政体并善以此治国者，不过秦皇、汉武、宋太祖、清圣祖四人而已。
不仅如此，汉武帝在强化中央集权上多方探索，利用酷吏打击权贵即其大手笔之一。
打击不法豪强与贪官污吏，势在必行。但是，酷吏政治走到极端，难免会带來各种后遗症。
酷吏王温舒，嗜血成性，杀人为乐。汉代处决犯人，以十二月为限。春天到來，不能再杀人了，王温舒迎风感慨：如果让冬天再处长一个月，我的事（处决犯人）就办完了。（会春，温舒顿足叹曰：嗟乎！令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
司马迁对此直言不讳：其好杀伐行威不爱人如此，天子闻之，以为能，迁为中尉。
汉武帝称赞这样的杀人魔王，提拔他担任中尉，赐予更多的生杀大权。惨遭宫刑、深受酷吏之苦的司马迁，能不有非议吗？
大司农颜异与张汤意见不合，张汤竟然以“腹诽”罪名杀了颜异。什么叫“腹诽”？就是肚子里有意见。这较之一千年多年以后，秦桧构陷岳飞的“莫须有”之罪，一样的荒诞，一样的恐怖！
告异以它议事，下张汤治异。异与客语，客语：初令下，有不便者，异不应微反唇。汤奏异：当九卿，见令不便，不入言而腹诽，论死。自是之后，有腹诽之法。以此，而公卿大夫多诌谀取容矣。
【毁誉参半】
汉武帝是第一个用“罪己诏”进行自我批评的皇帝。
征和四年（前89），汉武帝向天下人昭告：自己给百姓造成了痛苦，从此不再穷兵黩武、劳民伤财，甚至表白内心悔意。这就是《轮台罪己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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