途经历了残酷的战争，但此时距离隋末战争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内地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战乱，农业生产早就恢复正常，洛阳周边的粮仓储量肯定早就超过千万石级别了，以古代的粮食存储技术，每年自然损耗的粮食就要以数十万石计，如果伊吉连博德能运每年运一百万石粮食去关中，拿个几十万石粮食当运费，放到哪里都说得过去。
当然，这漕粮的运费也不是容易拿的，隋炀帝修建的大运河大体来说可以分为永济渠、通济渠、邗沟、江南河四段，南起余杭，北至涿郡，沟通海河、黄河、长江、淮河、钱塘江五大水系，而这个由人工水道和自然河流湖泊组成的巨大水运系统的中心并非长安，而是洛阳。所以当时人说：“神都帑藏储粟，积年充实，淮海漕运，日夕流衍，地当六合之中，人悦四方之会，长安府库及仓，庶事空缺，皆藉洛京转输价直。”
所以隋唐两代皆采取了两京制度，长安是政治和军事中心，而洛阳是经济和交通中心，而联系两京的便是崤函古道和黄河渭河水系。没有洛阳的“帑藏储粟，积年充实，淮海漕运，日夕流衍”，就没有盛唐的安西、安东、北庭、瀚海，而没有关中的百二秦关，关陇精兵，也没有从河北、两淮、江南通过运河而来的滚滚财富。这两座伟大的城市便是盛唐帝国的两面，缺一不可。
而美中不足的是，联系长安和洛阳的水陆交通都只能说差强人意，从地理上看，长安和洛阳分别位于关中平原的东侧和东秦岭褶皱系的西坡，崤函谷道便是双方的陆上道路，著名的函谷关、潼关便位于这条谷道之上，其艰险程度可见一斑；
而水上通道就更困难了，虽然洛阳和长安可以通过渭河——黄河——洛河自然水道连接，建都于这两地的历代王朝还修建了相当数量的人工水道加以补充，但这些都解决不了黄河从三门峡到孟津这一段河道的适航性问题，这段河道位于中条山与崤山之间，是黄河的最后一段峡谷段，不但比三门峡以上的一段河道河面狭窄，而且是黄河流域少有的暴雨聚集区，暴雨强度大，汇流迅疾，加上上游的渭河、汾河、洛河、沁河等支流的河水汇集于此，更糟糕的是，这段河道有231米的落差，水流的湍急可见一斑，以古代的航运技术，想要将满载的漕船安全逆行于这段河道之上，难度可想而知。
这也就是摆在五代之前古代中国统治者的两难选择：定都洛阳的好处是位于天下之中，收取四方贡赋的成本低，但洛阳盆地地域狭窄，战略纵深窄，能够供养的军队有限，又无险可守，一旦军事上稍有挫折，就会出现四方群起，被敌直捣中枢的局面；而定都关中虽然是四塞之地，而且土地肥沃，有足够的力量供养强大的军队，即便形势不利也能闭塞自守，但四方的贡赋运输不便，往往开国不久后就出现财赋匮乏，国用不足的局面。五代之后倒是没这个难题了，因为经济中心已经彻底向东南转移，自五代之后的帝国都定都于国土东部：比如开封、南京、北京，与国家经济重心已经不再有太大的地理障碍了。
在王文佐看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无非有二：要么迁都，直接去洛阳，把长安变成第二都城，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反正宫室城郭都是现成的，隋炀帝已经把脏活都干完了，也无需再耗用民力，其实后来武周也是这么干的，只不过李唐复辟后又迁回长安而已，但王文佐现有的政治资源还不够，更重要的是没有搞定吐蕃之前，迁都有种逃避的感觉，王文佐就算要迁都，也要先把吐蕃给打残了，陇右不是前线之后。那么第二个办法就是整治漕运，减少物流成本，第一步就是打通三门峡这个节点。
从历史上看，解决三门峡航道的办法无非有三个：修建纤道，在水流最为湍急的河道采取人力或者畜力的方式牵引漕船逆流而上；在岸边修建更多的码头和仓库，让漕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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