僧智弁等来，唤客于别馆。于是智弁问曰：‘有表书并献物以不？’使人答曰：‘有将军牒书一函并献物。’乃授牒书一函于智弁等而奉上，但献物检看而不将也。”
文中的天智天皇就是中大兄皇子，当时他还没有登基，唐国使节郭务悰（朝散大夫是散官，上柱国是勋官）与同行的百济人祢军（佐平是百济官位）的到来让中大兄皇子错愕不已，就派出采女造信侣（大山中是冠位，日本冠位二十六阶”中的第14等，大致相当于后世的从五位下官位，可谓与大唐正使郭务悰品阶相当）、僧人智弁两人前去询问，僧人智弁从郭务悰处得知，这批使者代表的并非大唐皇帝高宗，所携只有“将军”的牒书一函和献物（这里的将军应该就是熊津都督府都督刘仁愿），便取牒书转呈大和朝廷，而对于献物只作验看而没有受取。倭人的态度十分谨慎，因为他们实在不能猜透郭务悰的真实来意，也一时决定不了该如何应对唐使。….刘仁愿派出使者的目的大概有一下几点：第一、打探列岛政治军事动向。“白江口之役”后有大批百济复国军残余骨干力量随倭军逃往列岛，他们也能预见到这些流亡者在短时间内一定狼心不改，时刻寻找机会与潜伏在百济本土内的同谋者们联合起来反扑。因而，镇守将领们派遣具有相当地位和工作经验的唐人郭务悰以及在前百济地位较高的祢军一道出使列岛，是希望倭人能够以较高规格接待他们，让他们能够进入倭国，从而方便更多地了解百济复国军流亡分子的动向以及倭国内部的状况、对外态度和可能采取的军事举措。
第二，刘仁愿等以自己的名义向敌对的倭国遣使无疑带有挑衅性，甚至是有意降低倭国的外交地位。之前，倭国已经派出过几批遣唐使，至此时仍有不少留学生和学问僧在中土生活着，而隋唐两朝也都由皇帝亲自下旨出使过倭国，早就建立了一种国与国间宗主与藩属的不平等外交关系。而刘仁愿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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