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康安看过了一会，便命人将安东尼教士叫了过来。
“安教士，这象限仪用的还好？”
“尊敬的侯爵大人，这架象限仪的做工非常精致。有了它，射表的制作将会非常容易。可惜只有一架，要是再多做几个就好了。”
福康安听了只是微笑，并未作答。
这架“测炮象限仪”还是福康安奏请乾隆仿造的，全大清国也就两个。一台被放在内务府库中，偶尔会拿出来用于京城炮局的新炮射表制作，一台就在这里。福康安这边用完了，回去之后还得交还内务府。
话说“象限仪”作为火炮施放时的测量工具，自明末已经随着西方传教士来到了中国，只不过没有得到大规模推广，在文献中也少有记载。
安东尼教士手里拿的象限仪通体用铜铸造。高不到一尺，下接三角形的黑色檀木底座。
整个仪器由两个90度直角的四分之一圆（象限仪）所组成，底座上设有一个带有刻度的中空方柱。方柱的中间位置有一个可以上下移动的小孔。一个象限仪位于方柱的顶端，另一个呈90度直角位于侧下方。两个象限仪的圆心处，都有一根铜条制成的坠线。当底座放在一个前后左右都处于水平的位置时，两根坠线的刻度都归于垂直零度。
使用的时候，将象限仪放在炮管末端，通过上方的象限仪坠线的刻度，确定炮口的抬升角度；而中间那个中空的横方柱上有一个小孔，通过小孔与炮口处的星斗吻合。
这架“测炮象限仪”的先进程度在于，一是以360度分圆体系代替了48度的铳规测量，对火炮发射角的测试精度有了更高的要求；二是“测炮象限仪”是由正交的两面象限仪所构成，一面可以方便地测定大炮的发射角，同时利用另一面对目标进行瞄准操作。
恭送福康安一行离开射击场后，安东尼教士继续进行射表编制工作。此时的他感觉自己很幸运，终于能离开封闭的修道院，跟随大清国那位著名的侯爵大人来北方一游，顺便记录一下沿途的地理风光。
别看第七届“沙俄驻京办”拢共才十名教士成员，屁事一点儿都不少，成天就是内斗，矛盾冲突相当多。例如，“驻京办”副主任奥尔洛夫怀恨正主任——传教士团团长约阿基姆希什科夫斯基，两次写信回国控告，请求把正主任遣返，自己来接替但是当那位“副主任”还在不停控告的时候，他自己却被首先遣返了。
可另一方面，让安东尼教士颇为头疼的是，自从去年九月中旬以后，传教团在北京城的处境突然就变得极为恶劣。
这事吧，主要是因为赵新等人被乾隆当成了鄂罗斯人.
自福康安兵败之后，小心眼儿的乾隆一怒之下便下令封了北京城的修道院，禁止里面的东正教传教士外出；同时还让步兵统领衙门设置了戒备森严的岗哨，并在使馆的大门上钉上一道死刑令，威慑那些胆敢进入修道院的北京城百姓。
事情发生后，“驻京办主任”约阿基姆希什科夫斯基十分愤怒，他连着写了三封信托人带回国内，要求严查到底是谁在破坏两国关系。他在信中反复提到，因为某些蠢货盲目无知的挑衅举动，害的他和其他“驻京办”成员成了清帝国的人质，在北京城受到了严格管控，完全是被软禁了！
众教士私下讨论一番后，认为最只得怀疑的对象就是勘察加的那群皮毛贩子和鱼贩子。想来想去，搞不好就是那个曾经去岛国探险的拉斯托契金干的！
1773年，拉斯托契金通过在远东的渔业活动，敏锐的感觉到了南方可能有获取巨额利益的机会。于是他用自己的私人财产以及从其他贵族、商人那里得来的赞助，购买装备了等外帆舰“尼古拉斯号”，并且因此行为受到了帝国首相和勘察加当地指挥官的认可，成为了沙俄的一名海军上尉。
他于在1775年出行前往岛国探险，然而首次航行的尼古拉斯号就在鄂霍次克海倾覆。等第二次时，船队又在在乌鲁普岛附近遇到了台风。1778年，拉斯托契金的舰队成功航行至了库纳施尔岛（即国后岛），并在此地的虾夷人向导带领下，来到厚岸与松前藩展开了谈判，但是不愿意惹麻烦的松前藩表示，贸易的问题只能在长崎谈，也不会为他领航至长崎。
众教士最终一致认为，就是这个天杀的鱼贩子搞出的烂事！他难道不知道在没有女皇的授权下，私自破坏两国关系是要上绞架的！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