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全是她的乳名。
沈敬丹之所以要把自己的这个宝贝女儿悄悄带到倭国来，其实是源于他跟盐商汪家的一笔债务。而这笔债务的起因，就是因为“信牌”。
自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因为来日贩铜的中国商船越来越多，大量铜的外流导致国内铜价倒挂，幕府则规定每年来长崎贩铜的商船数量为三十艘，年限额三百万斤。货船进入长崎港，必须要有信牌，否则不予进入。
由于贩铜利润巨大，信牌就成了抢手货。而幕府自八代将军吉宗以后，积极地引进中国文化，为此向长崎奉行提出了各种书籍预购要求。于是拿不到信牌的海贸商人们便想方设法为幕府效力，希望拿到临时增发的“褒奖信牌”。
扬州商人沈敬丹就是其中之一。
这位老兄在三年前弄了一大批生丝和书籍来到长崎，本以为这下幕府肯定会很满意，然后发给自己信牌。
按照幕府规定，所有商船上运来的书籍需要在船只停靠后立刻运往春德寺或圣堂，刻不容缓的开始进行内容审查。
很不幸的是，幕府的书物改役在沈敬丹运来的这批书里发现了一本《帝京景物略》。
要说这本书其实就是一本明末的北京旅游指南。但是，书物改役在翻阅过程中，发现这本书上有京城宣武门内的天主教堂和利玛窦墓的介绍。
这下可捅了大篓子，幕府严禁一切和天主教有关的东西传入，你现在弄来一本这书，什么意思？
于是从长崎到江户，经过十几天的调查和书信往来，最后江户的老中决定，整船货物禁止交易，立即返航回国。
沈敬丹这下白忙活一场，损失惨重。
不过他没死心，之后就找到盐商汪家，用自家乡下田产和船只抵押，借来大笔资金，第二年继续，还是多半船生丝外加书。
结果这次非但没有查出禁书，沈敬丹还得到了他梦寐以求的信牌，满载而归回到扬州。货物发卖收到钱后，他去汪家打算还钱时，麻烦来了。
盐商汪老爷，一直想巴结和珅。于是他就对沈敬丹说，钱我可以不要，就当帮你老兄一个小忙。不过我做盐商这么多年，一直希望能做个盐政大使。听说你家里有个如花似玉的女儿，年方及笄。不如我出面认作干女儿，然后献给和中堂。一旦入了和中堂的眼，我坐上盐政大使的位子，你沈家发达指日可待，何苦还要奔波海上挣这份辛苦钱。
沈敬丹一听就麻爪儿了。
虽然他也很想搭上和中堂的关系，可沈璇不是他亲生，乃是多年前受故人所托，代为抚养的。这要是送到和珅府上，露出了身世端倪，他有几个脑袋也不够砍的。
于是他表面答应盐商汪老爷，要回家商量一下，七日后再做答复。
沈敬丹回家后和家人反复商量，决定弄个沈璇急症身亡的假象来应付那位汪老爷。他先是悄悄打通关节，从义庄里找了具刚刚收敛的无名女子的尸首冒充沈璇，接着就偷偷把沈璇送到了停靠在上海的寅十号沙船上。
谁知那位汪老爷不知从哪儿得到了消息，派人一路追查到了上海县。无奈之下，沈敬丹只好以赴倭国海贸为名，找了一帮小货主，匆匆组织了一批商货后，偷偷带着沈璇来了长崎。
他想等一年半载过去后，那汪老爷找不到沈璇，也就不会再继续纠缠此事。
（注：江户时代中早期，所有运书到长崎贩卖的中国船主必须要提交具结文书，文书上要写明运来书籍的内容符合幕府的要求，否则自认惩罚，全船货物禁止交易，立即装船返航。
前文举出的《帝京景物略》就是例子。
有一个武士家族历代传承（向井家），担任“书物改役”，专门负责审查舶来书籍。
“书物改役”的助手和书记在得到唐船运来的书籍后，会按照船主提供的目录顺序，审查书籍的内容。首先是抄录书籍的序文、目录，为书籍的内容解说做准备，完成后向书物改役报告署校阅备忘录、鉴阅备忘录等名。
书物改役本人或助手随后开始逐页审阅书籍内容，留意有无禁忌文字。与此同时，还要注意有无纸张脱落、朱点、雌黄加笔及眉批。
一旦发现禁书，就会立即报告；即使对文句略有怀疑，也必须报告长崎奉行。
而且如有必要，还要逐一写出可概括其内容的“大意书”。这些书籍内如果没有禁忌文句，就是普通书籍，则没有必要逐一写出提要，只需简单地提出全书，说明记载事项就可以，包括残卷在内。
大意书上须写明“上述初舶来书籍内无禁忌内容”，长崎奉行会根据这一鉴定准许其出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