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庭上犹洋洋自得叙述其以丛葬方式集中掩埋之“万人坑”五处所起出之头颅数千具；并有众多的出版物和照片为物证。其实，中国政府检察官陈光虞根据十四个团体的调查，于1946年5月向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提出的“南京大屠杀”确定的被屠杀者294911人，未确定的被屠杀者20万人。同年九月，陈氏根据继续收到的确实资料，又增列被屠杀者96260人，故确定被屠者应为391171人。东京审判对“南京大屠杀”颇为重视，听取来自中国亲历目睹的中外证人十余人（包括贝德士、梅奇、威尔逊医生、许传音、伍长德、粱延芳、秦德纯等）的口头证言并接受了百余件书面证词，最后作出慎重的保守的判决∶“在日军占领后最初六个星期内，南京及其附近被屠杀的平民和俘虏，总数达20万以上。这种估计并不夸张，这由掩埋队及其他团体所埋尸体达15．5万人的事实就可以证明了。……这个数字还没有将被日军所烧弃了的尸体，投入到长江，或以其他方法处理的尸体在内。”
1981年以来，在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声中，日本文部省猖獗地窜改历史教科书，否认对华侵略和“南京大屠杀”。南京各文化学术团体，尤其是南京大学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组织“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料编辑委员会”，重新调查研究并编写“南京大屠杀”的史料与著述。据1984年的调查，南京全市尚有仍健在的受害者、目睹者1700余人，他们接受采访的证言都收藏在1985年建立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内。这番重新调查和研究的结果对于1947年中国军事法庭对“南京大屠杀”的判决作了一些补充，但重新肯定“南京大屠杀”的数目为34万人，即集体屠杀19万人，零星屠杀15万人。“南京大屠杀”的消息首先传到外界是由《纽约时报》驻南京记者窦奠安所发的电稿《纽约时报》1937年12月18日封面大标题为“南京强奸事件”；其小标题为“日军陷南京，屠杀两万人”，世界舆论为之大哗。以后东京审判亦沿用“南京强奸事件”一词。事实上，南京沦陷后，我女同胞所遭遇的是再悲惨没有了。日军随时随地不分昼夜强奸我国妇女。东京审判十一名法官之一的中国法官梅汝敖说∶“强奸和杀人是分不开的，因为日军在强奸之后，通常是把被奸的妇女，甚至连同他们的家属子女，一齐杀掉的。”曾出席“东京审判”法庭作证的许传音举一实例∶“水西门外某寡妇，有女三人，长女十八岁，次女十三岁，幼女九岁，均被**，幼女当场死去，长女次女亦不省人事。”金陵大学校园内，一个十一岁的幼女，被日军**致死。另珠江路口，有一个七十九岁的老妇，被强奸，其子向日军拼命，亦被杀死。两年前受日本记者访问之李秀英，当时怀孕七月被刺三十余刀而未死之奇迹亦为世人所周知。奸后必杀几乎成了日军的一条规律。在国际检查处向东京审判庭提出的证据里，有一件是日本军部发给战区司令长官的秘密命令，禁止日军士兵归国后谈论他们在华的暴行，并引用某中队长关于强奸给士兵的指示∶“为了避免引起太多的问题，或者是给以金钱，或者于事后杀掉。”该命令中又说∶“如果将参加过战争的军人一一加以调查，大概全都是杀人、抢劫、强奸的犯人。”正如日本《读卖新闻》随军记者小俣行男在其《中国战线随军记者的证言》中所说∶“不强奸的士兵几乎没有，（被奸妇女）大部分在事后杀掉。”东京审判确定“日军入城后的一个月内，强奸中国妇女达2万名”。国际安全区主席拉贝亦向德国政府报告南京被日军占领一月之内发生不只2万起强奸事件。麦加伦牧师送东京审判庭的证词有“强奸――强奸――又是强奸，我们计算一夜至少有一千起”之语。东京审判判决书说∶“全城中，无论是幼年的少女或老年的妇人，多数都被强奸了。”贝德士在作证时说过，从1938年2月6、7日直到那年夏天，很多严重的暴行还在发生。因此，据“安全区”的国际人士的统计与估计，“南京遭受强奸的妇女至少8万人之多。”日军四出强奸妇女而奸杀并施，日以千起，我南京全城妇女，人人自危。日军**我妇女之方式离奇惨虐，古今史册前所未闻。我妇女坚贞不肯受辱或受奸含羞而投井和悬梁自尽者何止万千。
日军入南京后大肆抢劫放火，不仅把南京商业区抢劫一空，而且纵火焚烧。日军入城后，见人就杀，遇屋即烧，烈火不停七周之久，夜晚照成白昼。大火延至白下路、朱雀路、中华路太平路、中山东路，繁华商业区不数日而化为灰烬。日军总司令松井石根于12月17日抵南京举行入城仪式，在南京逗留一周。12月20日后复作有计划的纵火烧城，市民有敢营救者，尽杀无赦。是日费吴生博士同史迈士教授驾车外出所见∶“城内最重要的商业区太平路一带，烈焰冲天。向南行，我们看见日兵在店铺内放火。更向南行，我们看见日本兵忙着把东西装入军用卡车。青年会已起火，尚未波及附近的房屋，起火的时间显然不久。我们无心细看，匆匆前进，夜间我从窗口眺望，十四处的火舌向天空飞腾。”日军放火是在军官指挥下，先由他们在认为可烧的门上划一记号，士兵们再使用汽油和化学药品纵火。国际安全区委员会曾收集了日军放火用的几种化学引火物的样品。费吴生在给他在上海的友人信里说∶“今天是一月十一日。……我昨夜驾车外出时，还看到四处火警，并目睹日本兵正在另一家店铺动手放火。从十二月十九日迄今，日本兵几乎没有一天不放火。前天，克鲁治君曾设法溜出东门，回来告诉我们，他所经过约二十哩的区域内，庐舍均已焚毁，阒无人迹，连家畜也看不见。”罗森于1938年1月《138看书网》∶日本军队放的大火，在日军占领一个多月之后至今还在燃烧；全城三分之一被烧毁。日军在南京的抢劫也是破天荒的。梅奇牧师在其12月19日信中说∶“整个过去的一星期，日军已把南京城抢夺一空，任何东西都要；他们甚至抢走德国领事馆的汽车。”费吴生在其给上海友人的信中也说∶“全城所有私人住宅，不论是被占领的或未占领的，大的或小的，中国人的或外侨的，都蒙日军光顾，劫掠一空。”美大使馆职员晋钦，女传教士苞尔，及德人雷伯、巴赤德、波濮罗、蒸姆生等之住宅均遭多次搜劫，损失严重。德国六十幢房屋，有四十幢遭受不同程度抢劫。日军在南京的抢劫是有计划的，上自师团长下至士兵无不从事抢掠，很多发了横财。于1937年12月21日自第六师团长谷寿夫手中接管南京城防的第十六师团长中岛今朝吾就是满载而归回日本的；他偷去了蒋介石的文房四宝。社会学家史迈士率领国际安全区委员会新培训之工作人员作三个月（1938年3月8日至6月15日）的南京附近六县（即长江北的江浦、六合两县，江南的江宁、句容、溧水、高淳四县）的农村调查及南京市的家庭调查，而完成《南京战祸写真》由该会于1938年在南京出版。调查结果南京市内房屋遭破坏者为百分之八十九；其中因交战因素毁坏的有百分之二，毁于纵火焚烧的有百分之二十四；另外的百分之六十三是由于掠夺和抢劫。城外地区房屋及房内财产损失估计为二亿四千六百万元（当时国币三点五元兑换一美元）。1946年南京市临时参议会公布的“南京抗战损失调查表”，估计“南京大屠杀”期间公私财物之损失约为国币两千三百亿元（当时二十元兑换一美元）。
证言
幸存者证言
在我们家住的附近有个崇善堂，是个慈善团体，满清时就有这个堂，日本兵进城以后，崇善堂找人收尸埋尸，我去的时候大约三四月光景。头一天是到水西门外二道埂子金华酱油厂，在这个厂酱油缸打捞尸首，都是日本兵把中国人扔进去的，还有别处收来的尸首。埋尸时，每人发一个背心，前后都有字，白底黑字，写的崇善堂，不然日本兵会乱抓乱杀的。埋尸就在附近挖坑埋，或拉到原来的壕沟扔下去，填些土；埋的尸首没有多少是整体的，工具就是铁钩子。埋尸的时候崇善堂有人跟着专门计数。崔金贵
我1937年往在上海路革新巷1号，那年12月6号上午11时左右，被日本兵抓住。我们两人一组被绑起来，带往长江边上的下关，那里已抓了1000以上的男人，我们的面前，四、五十码远的地方，对着我们架起了10几挺机枪。4点左右，一个日本军官来了，下令日本兵对我们进行机枪扫射。我在压得晕了过去。不久，我从堆积如山的尸体中爬了出来，这才能够逃回去。尚德义
日军进城前，我全家搬至难民区上海路新华巷4号住。日本鬼子进城后，家里老人就把大哥、二哥藏在后屋。有一天，6个日本兵扛着枪、拿着刀、提着绳子来抓人。我听到有喊声，连忙躲到厕所里。在厕所里，我看见7个小伙子反绑着被鬼子用绳子连在一起押出去，其中有我的大哥、二哥。约半小时后，听到阴阳营处有机关枪响声。过后，父亲带领我到山上去找大哥、二哥，只见满山都是尸体，你有几百具，血肉模糊，辨认不出自己的亲人。大哥、二哥就惨死在鬼子枪下，真是惨不忍睹。马鸿有
南京大屠杀时，我们一家有父亲、母亲、两个姐姐、三个弟弟和我共8口人。当时，因为母亲没有奶水，小弟弟哭着要吃奶。有十来个日军从堤上经过，顺着哭声找来，发现了我母亲，欲拉出去强奸.母亲抱着弟弟反抗，日本人从母亲怀中夺过小弟弟，用力摔在地上.母亲哭着扑倒在地，日本人向母亲背后开了2枪，打死了母亲。第三天，日军将我父亲抓走，从此一去杳无音信。又过了2天，日军看到我11岁的二姐，竟要强奸她，由于二姐极力反抗，一个日军抽出军刀，将二姐从头劈为两半！就这样，在几天之内，日军枪杀了我母亲，摔死了我弟弟，刀劈了我姐姐，又抓走了我父亲，使我家破人亡，成为孤儿。姜根福
日军进南京前，我是白天剃头，晚上拉人力车。日军进城的第2天，他们闯进我家，把我抓走，到第3天下午2点多钟，用绳子把我捆起来，和300多个人一起，押到下关煤炭港。大约快到下午4时，到了煤炭港，他们把人集中起来，用机枪扫射。我眼冒金花，突然昏过去了。后来，死尸把我压在底下，直到晚上九、十点钟时，我才醒悟过来。抬头一看，还有几个人坐着，有的被绳子捆着，有的没有捆。我们互相解开绳子以后，就各奔东西。我顺着铁路，走到火车渡江的地方，到江边把身上的血洗掉，到附近人家要了一件衣服穿起来。第2天晚上才逃回姑妈家潘开明
加害者证言
泽田小次郎
1915年9月出生
南京战时第16师团步兵第33联队
第1大队某中队指挥班
2000年7月采访
昭和12年(1937年)7月，支那事变爆发，我们接到动员令，就在9月5日或是6日又一次去了那边。当时我是个上等兵。沿长江到南京，一路上抗日情绪高涨，特别是在常熟和无锡一带。
我所在的中队发出了“男女老幼格杀勿论”的命令。这也就是屠杀了。在残暴的进攻战中，那种残暴性一进入南京城马上就表现出来了。
下关逃命的中国人的情形很壮观，有好几万人，都跳到了江里，雪崩似地随着江水漂流。
也不知道是几师团，就等在江对岸，一有中国人漂到对岸，就马上把他杀掉。这就是作战。不过，江很宽，到达对岸的人很少。但是漂到下游的人多，这些人我们就动用军舰来处理。军舰有两三艘，我曾经亲眼见到他们开枪。
追赶的时候，士兵拿步枪射击，杀人杀红了眼。当时的中国兵手里已经没枪了，他们也没有反击，总之是只想尽量保命的样子，场面混乱至极，总之就是在撤退。
中国兵撤退的时候，好像是把马跟其他所有东西都拴在车上渡过江去的。上头说我们一直保卫着南京，需要保存体力，而敌方不逃就会抵抗，所以就给他们开好了一个逃跑的出口。从那里套掉的家伙，根据我们的战略部署，由实现守在那里的师团把他们统统杀光。
沿江漂流的家伙，无论什么，哪怕是拐杖也好，抓起来就跳进去漂走了。这些人群是从下游上来的军舰杀的。所以，中国士兵基本上都是在对岸被杀的。
我们从最靠近长江的城门进城，然后对残留的士兵进行了扫荡。城里早已经戒备森严，沙袋堵住了城门，所以刚快餐我们进不了城。
对方抵抗到了最后。记得是13日的早上，胁坂部队从光华门进了城，33联队则越过挹紫金山江门进去了。
扫荡战一直在进行。扫荡战也殃及到了普通百姓，这就是问题所在了。
那时候有俘虏收容所，我们抓了人就往收容所里送。地点在长江岸边，外面有士兵监视着。那是在长江岸边。对岸有重机枪守着，一有东京，马上就能“嗒嗒嗒”，也就是马上就能射击。这是各大队都做过的事。
出水荣二
1914年3月生
南京战时第3师团步兵第68联队第2机枪中队
2001年5月采访
我是昭和10年(1935年)的兵。8月20日从名古屋乘海军的巡洋舰出港，23日抵达扬子江支流黄埔江，从那儿登陆。1937年12月进入南京。
(俘虏也)同样是人，很可怜。毫无疑问，对方的士兵也珍惜生命。对方也是服从命令。杀俘虏时，也有人说“赶快杀吧”。
[问了有关海牙条约的问题]那样的教育，日本的军队没有，只说“当俘虏就是死”。抓了俘虏，是杀还是怎样都没有办法。我没干过，但看到过砍中国俘虏的头。中国人有的在砍头的人面前伸出脖子的，有的怕死央求的，还有被活埋的。日军进去的地方，哪儿都有砍头、刺死的事。
[出示了遭屠杀的尸体群的照片]平民、女人都有，各种各样，因为是战争，所以没有办法。不杀的话就被杀，当然是什么都干。即使攻陷了南京，南京的周围还有敌人。必须把他们都杀了。要不我们就将被杀。
所谓征发就是去偷。自己没有吃的，就去偷中国人的东西。那时，觉得是理所当然的。谁反抗就杀。想要的东西都去偷。强奸女人的家伙也有。对方的女人脸上涂了锅底的炭。即使是满脸漆黑，但年轻的马上就能看出，强奸的人也有。我们部队是不管男的女的，抓来了就让他们拿行李。人数不确定，都老实地跟着。
青春时代被战争剥夺了，因为是天皇的命令，毫无办法。那场战争不是圣战。进入了中国的领土，那是侵略战争。没有想转告给年轻人的东西。不想说这场战争的事。我认为是侵略战争不能有第二次，杀人的事不愿跟儿孙们说。那个时代，天皇的命令是绝对的，所以没有办法。现在天皇是装饰品，不是什么伟人。
德田一太郎
1914年6月生
南京战时第16师团步兵第33联队第2大队
1999年8月采访
我于昭和9年(1934年)接受召集合格，在入伍的同时马上出发去满洲，接受了现役训练。最初到的是泰安镇，在那儿待了半年左右。不方便的地方是没有电和暖气。还要时常去讨伐土匪。
初夏时节我们乘公务船回来，以后暂时在久居的联队，12月以上等兵退役。
昭和12年(1937年)7月7日“支那事变”后的8月25、26日前后，天气非常热，我接受了第二次大动员的召集。那时我26岁，还没有结婚，征兵的红纸就到了。
我亲眼看到过南京大屠杀。不仅仅是在太平门看到屠杀，我自己也直接参与了。在到南京之前我就看到过一个军官让3个支那人面朝江坐下，从后面用军刀将他们的脖子砍了，然后将头“嗵”地扔进前面的江中。支那人不懂日本语，但那时大概也明白“不行了”吧。
忘了是在往南京途中的哪个地方的战斗，有个村庄好象有共产党的兵在，上面来命令说：“不管是否负伤，将共产党的兵全都杀了。”所以就把那村庄点火烧了，从身后冒起了浓烟，里面传来婴儿“哇哇”的哭声。
回国以后的一段时间了，当年的事情常常在梦中浮现，回想起南京的事就怎么也睡不着。妻子听到了我的呻吟就问我：“他爸，你怎么了？”梦的内容是大群的中国人向我袭来的场面。我明白，因为自己杀了中国人，所以他们在梦中袭来了。现在回想起来自己是干了非常残酷的事。想去看看现在的南京，但很害怕，实在去不了。
到现在，东京都的石原慎太郎知事还在说没有过南京大屠杀。我认为，石原慎太郎是在“胡说八道”。南京大屠杀是根据日军和政治家的命令发生的，我们直接参加了，所以不是谎言。我不相信政治家，他们害怕把南京的事实公开出来，说给学校、历史研究者和老师们听。我到了这样的年纪，如果说这样的话，也许有什么人听到，所以害怕，说不出口。我有儿子、孙子，更加不能说。
回顾一下自己参加的战争，战争是不应该有的。但当时是没有办法，在天皇的命令下，为了国家去干，以为是当然的事。现在想来，现在孙子生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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