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好,多数稿子也不用项海涛删改,慢慢这就成了习惯。后来遇上不太重要的活动,项海涛开始让孙纯拍摄,回来一个画面一个画面地给他讲。
孙纯比大多数城市青年都能吃苦,他把项海涛拍的带子、编的新闻,在下班后一盘盘地反复看,项海涛知道了也没说什么话。再后来的工作程序基本是这样的:到了拍摄地点,孙纯开始拍摄,项海涛四处找熟人聊天,然后项海涛交待孙纯必须拍哪几个人,哪几个场景,再然后是项海涛拿话筒,孙纯抗机器,采访几个人了事。
孙纯慢慢也摸出窍门,后两项都是项海涛的关系,回去一定要编进成片里。最后一般是项海涛拿着几个信封,递一个给孙纯,或者说“今儿还不错”,或者说“这帮不开眼的东西”。开始孙纯还红着脸推辞,直到项海涛板起脸“让你拿你就拿着”,才敢收下,后来孙纯就见怪不怪了。
几个月后,项海涛一天突然说:“你叫我师傅吧。记着啊,你可是我惟一的徒弟,别给你师傅丢脸。”
认了徒弟,项海涛的活动越发不避讳孙纯,孙纯也越来越认识到师傅的厉害。在教委,不论是哪个主任的办公室,项海涛从来都是推门就进,端起对方的茶就喝,拿起对方的烟就抽。在台里,从部门主任到中心主任再到台领导,其子女的上学甚至留学的事,都是项海涛一手包办,从没听说过他有“走麦城”的时候。
毕业的时候,尽管吴晓拍胸脯说保他进台,但孙纯还是给项海涛打了个电话。对方说“我记着这事呢”,孙纯才放了心。来学校召人的电视台人事办的见了孙纯就说:“小伙子路子够硬啊,总局有人给你说话,台里也有头儿直接点你的将”。事情办妥后孙纯又给项海涛打电话汇报,对方淡淡地说,“没事,来台后还是跟我。”
孙纯得病休养后,项海涛打来电话,“徒弟,这是好事啊,你那病老人儿得的多了,正好歇歇。不上班还一分钱不少,哪找的好事啊?放心,师傅有卤的活儿还是叫上你。”
有卤,就是有车马费。项海涛的眼可毒,一听活动的内容就知道大致多少好处,百试百应验。
孙纯另外一位好朋友就是吴晓了,也应该说是他惟一的朋友,项海涛不能算朋友,那是师傅,是长辈,他可不敢把他那不值钱的心事说给师傅听。
吴晓是孙纯的大学同学,典型的北京少爷。喜欢他的人说他豪爽、仗义,不喜欢他的人说他粗野、眼高于顶。吴晓的老爸是广电总局的一个局长,老妈是中央办公厅里的普通干部,在北京也算小有地位的官宦之家。
这两个毫无共同之处的人很快在学校里就成了无话不说的朋友。孙纯功课好,回回考试都是第一,二年级就过了英语四级;吴晓读书多而杂,爱好广泛。很快这二人同盟就让彼此受益:孙纯帮着吴晓完成作业,考试时想尽办法让他抄;吴晓教孙纯下棋打牌、游泳滑冰,领着他认识女孩子。吴晓还在无意中改造着孙纯这个农村出来的孩子,“吃饭别叭叽嘴”、“要天天洗澡”、“别理这种村长头”……
再到大学实习,再到毕业分配,只有孙纯知道吴晓帮了他多大的忙,他忘不了在得知板上钉钉地分配到电视台时,父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