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的百姓活不下去，干脆“苍天已死，黄天当立”；明朝百姓活不下去，或投充为奴，或占山为王，或索性攻城略地，来一场“福禄宴”；哪怕到了现代，农民因为农业税活不下去了，把乡长活埋的国家也有其例子。
“长丘有田地将近十万亩（相当于现代的三万亩），照理来说，官府应该每年有三千石的收入。”公子卬计算道。
“怎么可能！”管理惊叫道：“果有三千石，我们害怕长狄吗？”
于是管理掰着指头算道：“征税的舆人和隧正须官府供养此其一也；粮食在运输的途中有损耗，此其二也；粮食存储，须兵士防盗、捕鼠、防火、修缮粮仓，兵士食禄，此其三也；官府一应开销，须粮换铲币，分利于商贾，此其四也。仅仅一、三者，征税成本高达一二成。我等士子，每食一石粟，彼辈野人供养须以十石计。”
农民上缴十石小米，政府仅得一石。难怪在周室阅尽典藏的老子主张小国寡民。长丘是典型的扁平化管理，到了中央集权的清朝时候，从小县城收的税赋，经过层层官僚的手里，抵达国库，二十存一。
在新中国取消农业税以前，农民伯伯七块钱的赋税到中央只剩下一块。后来税务中央和地方划清泾渭，征税管理仍然成本高达百分之八，随着官民关系的僵化，征管成本节节攀升，甚至出现了成本-税务倒挂的现象。
千禧年，京城农业税八千万，成本却逾越六千万，所得杯水车薪。江西丰城甚至征税成本大于税收所得，酿出了人间惨案。
管子自顾自道：“这还得亏宋民诚信。周室王畿更惨，周之野人为少纳税，八户人家联合起来，隐瞒公田的真实收入。官吏不得不年年勾心斗角，于田间逡巡。民多而官少，瞒报田产者比比皆是。
周室不得不广招舆人监督，舆人倍增，征管成本陡然提升。是以国不增田产而官府所得逾减。然民之黠无穷无尽，逃税漏税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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