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敢问齐王,我大唐现有户民几何?”林枫继续追问道。
李景遂尚未回答,一名中年文士率先答道:“我大唐目前有户一百八十四万七千余户,约丁口四百八十万余人。”此人是户部尚书陶潜。
“谢谢陶大人。再请问我大唐现有在册官吏几何?”林枫继续着他那种跳跃式的问话,带着现场所有人的思路走。
“二千四百余人。”这次回答的是吏部尚书严绩。
“谢谢严大人。”林枫听闻后不由心中暗叹,1:2000的官民比例,在历朝历代中已经属于比较低的啦。
“也就是说,我们平均一个官员大约要负责管理二千余名百姓,如此官民比例在日常管理时尚可,但如果遇到大旱、大涝、战乱等极端特殊情况呢,可想而知,我们的官员必然应接不暇,手忙脚乱,这是人手不足的问题。下面,我们再谈财力的问题。”林枫侃侃而谈,现场的大小官员都愣愣地看着他,以前从来没有人从这样的角度来看待问题,自然感觉十分新鲜别致。
“陶大人,不知我朝财政年度收支情况如何?”林枫向陶潜请教道。
“我朝国计遵循量入制出,岁计大致相抵。”陶潜摇了摇头,说道。
中国古代称财政为“度支”、“国用”、“岁计”、“国计”。“度支”、“国用”指国家的费用开支;“岁计”指国家年度收入和支用的计算;“国计”指国家财政。量入制出,也就是收多少花多少,此财政思想在先秦时期提出和形成,并成为历代所遵循的理财原则。
“也就是说,如果碰到大的灾难或突发事故,我们并没有多少空余的钱粮去赈灾,更不用说在局部地区时常发生的小型灾难。这正是我朝财力不足的问题。”林枫再次总结道。
“这就是十分现实的问题。我们想利于百姓大众,但我们却没有人,没有钱,没有粮,怎么办?如果,我们采取商爵法,鼓励引导广大富商地主拿出他们多余的钱财,用到百姓最需要的地方去,比如,建义学、修水利、赈灾民。这样子,穷苦大众从中得利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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