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棋天地》的乔婷向我约稿，我提出交换条件，给我寄点旧杂志来。她一股脑收集了十几本，厚厚一沓子发过来了。我笑回她短信，够我看几年的了。
看杂志，曾经是我的习惯。我在部队分管过团宣传股的图书室。那年头宣传费是不受限制的。国家的经费，国家的杂志，且是国家的意识形态需要，可以肆无忌惮地订阅。我那个图书室也就成了书山杂志海。1978年转业到地方。彼时订杂志仍是不受限制的，几乎全国能订到的杂志，我们都订了。文、史、哲，包括电工知识，修理收音机的专门杂志，一网打尽，一览无余。其实我的早年是沐浴在书和杂志的海洋里。
围棋杂志似乎是没有订到。“文革”中它是停刊了的罢？订不到，转业后图书虽有经费，但我人微言轻，说了不算，不如不说，也没订阅。加上我这期间写书白天要装成“没写什么”的样子，要“努力工作”，要陪同事“打升级”，每天夜里十点到三点作文，终年都是昏天黑地呵欠连天，看杂志的兴味渐渐淡了下来，渐渐“澌灭”了。澌灭到什么程度？现在各处寄来的杂志，包括用我稿子的“本期刊”，看着标题便丢了一边，可怜那些“希望二月河老师多多指导”的编辑，还在痴痴地等我的提议和意见！想起来真的是有些个惭愧。
但是两种杂志我还是要看，一种是《红楼梦学刊》，一种便是旧围棋杂志。学刊是我的专业，不去说它。这样晕着头整年地写，“青灯孤愤赊万家”，精神生活也会淡出鸟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