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像董锵锵一样的搬运工，或快餐店临时工等，偶尔挣得还不错的工，也大多辛苦、需要早起和位置偏远，与冬一晴的自我定位不符合。
她的目标是每年一度的汉诺威电子展CEBIT。她之前听其他人说过，在CEBIT打工很容易赚钱。
她原本以为，凭着自己良好的外在形象和优秀的口语能力，只要穿上一套修身的职业装，再化上精致的红妆，踩上精美细高跟鞋，在展台冲着各国老板或采购们露出迷人的微笑，每天就可以轻松赚到几百马克。
但让她意外的是，当她兴冲冲地赶到CEBIT招工办公室的时候，惊讶地得知很多与CEBIT有关的工在电子展开始前一个月就已经分配完了。同时，很多德国公司今年不招聘外籍形象小姐，这让她的如意算盘一下落了空。等她重新再去联系中介手里的工作时，那些工作已经被瓜分殆尽。
最终，她只得到一些有一搭无一搭的单日散工，比如在街上发发传单，或者穿着大型玩偶服装站在商场门口拉客的活。
所谓屋漏偏逢连夜雨，就在她焦头烂额之际，赫然发现自己的签证还有不到一周就过期，手忙脚乱之际才想起延签是需要存款证明的，而她的账户里只剩下不到500马克。
她这时彻底慌了神。
无奈之下，她只有厚着脸皮和同学们借钱。但她平时很少和其他中国同学来往，不要说借钱，就连其他同学的联系方式她都没有。
更何况中国人最怕的就是别人和自己借钱，更别提穷学生了。大家花钱都是恨不得一分钱掰成两分花，自己都不够，怎么还可能外借呢。
所以当本来就没什么朋友的冬一晴求爷爷告奶奶拜了一圈后，也只凑到了252马克。其实也不是中国同学小气，而是大家手里的钱都不多。
关键时刻，她为数不多的女性朋友、学数学工程的陆苇介绍了一份为期一周的化妆品店的工作给她，才让她勉强又攒了些钱。
但这点钱距延签成功还差了很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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