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不符合契丹族的信仰心理。而太宗所增“诣菩萨堂仪”作为整个拜山仪的一部分，是“过树之后，增‘诣菩萨堂仪’一节，然后拜神”。即在过神门树之后、拜神之前“诣菩萨堂”，增加了对山神本身礼拜的环节，整个拜山仪就显得完美无缺了。况且，“白衣观音……造像形式常以山林或荒野为背景。”这是一个从圣山崇拜到神石崇拜的发展过程，亦完全符合萨满教观念的演变规律。此为其二。
或者可以认其为战神、士兵保护神等，“契丹人明确地相信，观音菩萨具有特别的军事力量。”[19]而且《辽史》在记太宗将白衣观音像“因移木叶山，建庙，春秋告赛，尊为家神”之后，又记“兴军必告之，乃合符传箭于诸部”。[20]我认为这一点和契丹的祭天地习俗相关，而非战神等。如“皇帝亲征仪”中必须多次“祭天地”。将出征，“刑青牛白马以祭天地。其祭，常依独树；无独树，即所舍而行之”；将临敌，“祈拜天地而后入。下城克敌，祭天地，牲用白黑羊。班师，以所获牝马、牛各一祭天地”。[21]《辽史》诸帝纪中所记皇帝出征前，必祭天地；祭天地则必到木叶山，所以必拜山神；但如距离木叶山较远，则简行之，所行仪式上则无拜山环节，“常依独树；无独树，即所舍而行之”。《契丹国志·建官制度》中说的更为明白“将举兵，必杀灰牛、白马，祠天地日及木叶山神。”两相对比，可以看出白衣观音就是木叶山神。此其三。
白衣观音的形制。白衣观音作为山神，又是从中原得到印证后借鉴而来，其形制应该是高大的。“今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左旗林东镇辽上京临潢府故城内，有一石雕观音菩萨像，用淡红色凝灰岩雕成，面南而立，原高4。7米，头部今已不存。日本鸟居龙藏博士曾两次前往调查，其时头部尚存，唯已缺损。尤以面部目、鼻、口等已失去原形，然全貌大致仍可以看出，足部则完整无缺。据该博士调查记载：由侧面看，此像腹部向前，首足略后，挺身而立，这种体形为当时造像特征之一。头发结起，型似宝冠，上戴网状玉饰，余发披垂两肩。项佩璎珞，宽缓下垂，其中大玉镶嵌宝石之痕迹尤存。身着一件由上而达足部之素衣，从左肩向右下方松缓倾斜，末端挂于右肩。胸部开敞，前襟中央有二条剑尖形细带，这是胸前勒结之素衣前端。石像左手曲置胸前，掌中捧一宝珠状物，右手则直用指尖向上轻扶之。两足由裙褶下向前露出一半，踏于两朵莲座之上。从整体看，石像构造匀称，气派雄伟庄严，可以称为辽代石雕造像之代表作。辽太祖耶律阿保机曾于上京内城东南隅建天雄寺，‘奉安烈考宣简皇帝遗像’，太宗耶律德光又尊观音菩萨为‘家神’，故此观音菩萨立像可能是天雄寺之遗物，乃辽代早期雕造。”文章也是在推测观音的神灵属性，既然太祖在天雄寺奉安祖考遗像，观音又是家神，完全可以共存一寺。
另一方面，白衣观音又的确是佛教之神存在于契丹社会。前述白衣观音之传入契丹之时，契丹社会早有佛教流传，且观音像亦已为人所熟知。白衣观音作为佛教神灵存世，不会产其它疑虑。尽管，白衣观音被耶律德光引为“家神”，但这只能增加佛教在契丹民众中亲和力和吸引力，不会因此发宗教观念上的混淆。辽朝中后期，佛教在契丹广泛流传，凡有佛教释迦牟尼像存在的地方都必然会有观音像，各种石窟、佛寺、墓葬石刻、经幢浮图等雕刻中观音像几乎是无处不在。同中原一样，观音也成为民间最为信赖、最具人性化的佛陀。从整体的辽代佛教石雕艺术来看，只有一些局部的改变体现了辽朝北方民族的特色，绝大多数的佛教造型、佛故事等都与中原佛教主旨相同。故白衣观音仍然是辽代佛教诸神灵中的一员。
辽太宗耶律德光利用了萨满教的多神特点，采用的是萨满教的造神方式，将白衣观音引为家神，白衣观音首先作为木叶山神置于契丹人祭天地的重要礼仪上，引起了契丹民众在宗教上的共鸣。然后在这样的群体共鸣中，白衣观音所代表的佛教在辽朝的影响迅速扩大。所以白衣观音在契丹社会是具有两面性的神灵，既是萨满教中的山神，又是佛教中普渡众的观音菩萨。
四、辽太宗引进白衣观音像的社会效果
太宗以南征一事为契机，把白衣观音当作工具或手段说服了述律后，达到了南征的目的。南征胜利之际，太宗迁白衣观音像，建庙木叶山。在“拜山仪过树之后，增‘诣菩萨堂仪’一节，然后拜神。”契丹社会在辽太祖所崇拜的诸神之外又增进了新的偶像。这些举措，使辽代社会发了一系列变化。白衣观音像的引进不但使辽太祖对契丹社会长期的精神垄断被打破，对太宗的新的崇拜得以建立起来，而且太祖时的宗教政策也发了重大的转变，并由此引起了契丹社会一系列的变化。
首先，南征实现，将辽国统治范围扩大到了燕云地区，太宗的权威得以树立起来，并随后推行了一系列的社会改革，由此成就了一代帝王功业，造就了圣主英名。对此，《辽史》有颇多赞誉，总的说来，还不算过分。兹抄录几处，以证实此说。
《辽史》卷37《地理志一》：“太宗立晋，有幽、涿、檀、蓟、顺、营、平、蔚、朔、云、应、新、妫、儒、武、寰十六州，于是割古幽、并、营之境而跨有之。东朝高丽，西臣夏国，南子石晋而兄弟赵宋，吴越、南唐航海输贡。嘻，其盛矣！”
《辽史》卷55《仪卫志一》：“辽太祖奋自朔方，太宗继志述事，以成其业。于是举渤海，立敬瑭，破重贵，尽致周、秦、西汉、隋、唐文物之遗余而居有之。路车法物以隆等威，金符玉玺以布号令……文谓之仪，武谓之卫，足以成一代之规模矣。”
《辽史》卷45《官志一》：“契丹旧俗，事简职专，官制朴实，不以名乱之。其兴也勃焉。太祖神册六年，诏正班爵。至于太宗，兼制中国，官分南、北，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国制简朴，汉制则沿名之风固存也……因俗而治，得其宜矣。”等等，不一而足举。
其次，对辽代佛教的发展，杨富学先认为，圣宗钦哀皇后称制是辽朝宗教政策得以改变的转折点。钦哀摄政四年，“取消三教论衡之策，独崇佛教，使佛教很快在辽朝获得了独尊的地位。日后辽朝皇帝佞佛之风日烈，根基就在于此。”黄震云先亦有类似看法。“钦哀皇后的洞达三乘，从于佛意直接导致了以后帝王对三教态度的改变。”笔者认为在辽朝历史上最有效提倡佛教的历史人物是辽太宗。太宗引进观音像，并奉为家神，改变了辽太祖时期的三教论衡，以儒为先的宗教政策，国家宗教政策向佛教倾斜，佛教变成了皇族的家教，进而变成了国教。上行下效，契丹社会风气为之一变，信佛、崇佛、佞佛风气渐长，造成了辽朝后期佛教的泛滥，社会就此衰落下去。
太宗时代不仅为观音立像，而且身体力行致力于佛教的发展。会同五年，一次饭僧五万人。这个数字在辽初时，已经不算是小了。穆宗虽嗜利好杀，也曾饭僧。景宗在日时设无遮会，饭僧祝厘。圣宗时佛教的发展已呈泛滥趋势。当时契丹人取名多源于佛教神灵名字。圣宗弟耶律隆运小字普贤奴，景宗和圣宗的女儿有四人小字分别为观音、观音女、长寿女、延寿女，同时以三宝奴、观音奴、文殊奴、药师奴为小字的，特别普遍。连妇女的化妆，也受到佛教的影响。“北妇以黄物涂面如金，谓之‘佛妆’。”
佛经契丹藏的雕刻和房山石经续刻均发在圣宗朝，圣宗朝修建的著名寺院，有河北蓟县独乐寺的观音阁和山门，宝坻县广济寺的三大殿，辽宁义县奉国寺等，圣宗自己的小字就是文殊奴，而且“道释二教，皆洞其旨。律吕音声，特所精彻。”[26]统和九年正月的“诏禁私度僧尼”的诏令，[27]实际上反映佛教的发展已经成为社会的一大问题。到圣宗钦哀皇后称制、辽兴宗、辽道宗当政，佞佛之风不可抑制，僧尼遍地，寺庙如林，佛经充斥，以至后人发出“辽以佛废”的感叹。这些绝非钦哀皇后执政短暂四年的一日之功。
辽太宗耶律德光在契丹社会以多神的萨满教为主要信仰，佛教已经得到初步传播的基础上，而对太祖的崇拜已经不能满足其现实需要的情况下，利用宗教手段，以萨满教方式引进了佛教白衣观音像，既建立了自己在契丹社会中的控制能力，又提高了佛教在契丹社会中地位和作用，从而在佛教的发展史上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其本人则成为在辽朝佛教发展历史上承上启下的关键人物。他上承契丹民众宗教信仰之传统，下启圣宗以后契丹社会上下佞佛之门扉，对佛教的发展以至泛滥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或者从某种意义上说，辽朝佛教的泛滥，辽太宗是始作俑者。l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