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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出游(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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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曹操心中却莫名其妙,不知道太史慈为什么忽然扯到这些事情上面。

    太史慈不动声色的接着说道:“齐国因为管仲成为东方霸主,靠的是商业,战国时,商鞅辅佐秦国,使其成为西方霸主,却用了完全不同的手段。”

    曹操接口道:“商鞅之才确实不逊于管仲,他靠在秦国发展农业使秦国一跃成为战国七雄的最强者,如无此人为秦国打下良好的基础,后来的秦始皇要一统天下,恐怕并非易事。”

    太史慈摇头道:“应该是痴人说梦才对。”

    不理曹操的诧异,一顿又道:“孟德兄可知道同是法家的改革家,管仲和商鞅为何改革的道路如此不同?”

    曹操被太史慈这奇兵突起的一问问得一愣,这种问题他何曾想过?

    不过曹操本就是一个喜欢虚心向别人请教的人物,不耻下问的道:“还请子义一开茅塞。”

    太史慈缓缓道:“依小弟看来,这还与不同民族的生活习性有关。”

    看着曹操露出沉思的样子,太史慈续道:“齐国自太公姜尚立国后,由于齐国水域的发达、土地的肥沃,再加上姜尚带去的来自中原的先进的耕种技术,自然使得齐国的农业发达,而管仲的改革实则是把一个农业大国变成了商业大国。”

    曹操也是一点就透的人物,恍然道:“这么说来,那秦国上下本是游牧民族,大多数百姓居无定所,所以同是法家人物的商鞅就选择了发展农业的强国之路。”

    太史慈点头道;“不错,这就是我说的‘因地制宜’,这两位先贤敢于打破前人定下的规矩,让人佩服。”

    一顿道:“不过秦国却在后来放弃了第二次改革的机会。”

    曹操略一深思,开口道:“子义莫非指的是吕不韦?”

    太史慈越发地惊讶曹操的敏捷思路,接口道:“孟德兄所见不差,其实在战国后期,秦国的农业已经非常发达。都江堰、郑国渠的水利,还有被称为天府之国的巴蜀均被大力的开发。”

    曹操自是同意这说法,赞叹道:“是啊,想当年秦始皇的军队超过百万,又是常备军,如果没有充足的粮食储备,如何能统一六国?此时的秦国哪还有半点游牧民族的那种简陋野蛮的生活方式?”

    太史慈却叹道:“是啊,可就在这时,秦始皇偏偏杀了吕不韦。”

    曹操诧异道:“可是子义,若非吕不韦蓄意谋反,秦始皇焉会对付他?”

    太史慈摇头失笑道:“吕不韦谋反?那是秦国的史官写的,要知秦始皇最会的就是焚书坑儒,这种在高压下写成的史书如何教人信服?哼!我只知道秦国贵族的利益在商鞅变法后全在土地上,他们怎么会容忍秦国出现吕不韦这种异类呢?莫忘记吕不韦是何出身。”

    曹操想起“奇货可居”这个成语,又想起了《吕氏春秋》这本强调实用性的杂家代表作,再想想吕不韦自入秦后的锐意进取的所作所为,这才恍然道:“依子义的意思,原来吕不韦这大商人有意要在秦国效仿实行管仲在齐国进行的商业改革!”

    看来曹操已经明白了自己的意思,不过事实本来如此,如果不是吕不韦的改革触怒了秦国贵族,哪会下场如此凄惨,要知商业的利润是农业的十倍百倍!单是这利益上的差距就会使秦人中的贵族眼红了,没有谁会容忍别人损害自己的利益。

    虽然吕不韦的下场也有“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排外思想在作祟,但毕竟是次要的,因为在秦国手握重权的别国客卿也为数不少,而且结局都不错,张仪、甘茂、楼缓、范睢、蔡泽哪个不是证明?即便是惨死在秦二世的昏庸下的李斯在当时也是深得秦始皇的器重。

    太史慈沉重地说道:“这就是改革者的悲哀了,商鞅还好些,毕竟自己的改革大业已经完成,死也值了,自有后人评说他的功过,可是吕不韦呢?死都不明不白,还要被冠之以谋反的罪名。”

    曹操明显被勾起了心事,一时之间沉默不语。

    太史慈看着曹操,叹道:“这也是没有办法,秦始皇最信服的著作是韩非子的《五蠹》,在这书中韩非子认为商人是国家乱政之源。而吕不韦的所作所为恰恰触怒秦始皇。从这一点上看,吕不韦远远不如辅佐越王勾践后来定居现在的青州的陶朱公范蠡了。”

    曹操看了太史慈一眼,道:“这人世间可象陶朱公一样能够安然地功成身退的人并不多,再者子义也说吕不韦在秦国尚有许多心愿未了,岂可功业为就便抽身离去?”

    太史慈摇头道:“孟德兄没有明白我的意思,我是说要改变这世间种种的不合理不一定非要向吕不韦般站到权力的巅峰,还有其他更有效的手段。”

    曹操愕然。

    太史慈笑道:“孟德兄,你以为陶朱公去经商就远离了政治了吗?想想那时的诸侯国的背后,哪个没有大商人的支持?我这些年无非就是在西北六县教许多人学陶朱公而已。”

    说完大有深意地看了曹操一眼。

    毕竟,有很多话还不方便与相交不久的曹操明说,但以曹操的智慧,自是不难他的意思。

    曹操闻言,浑身一震。半响无言后,一躬到地,诚恳道:“多谢子义指点,愚兄明白了。”

    续而感慨良多道:“愚兄闲来无事时也曾读过《孙子兵法》,最深以为然者是那句‘不战而屈人之兵’,原来一直以为,要达到此至高境界,无非用计谋和外交,今日与子义一谈,才知自己竟是井底之蛙。”

    太史慈欣然一笑。

    曹操这明眼人当然看得出,这时的东汉颇像春秋初期,东汉中央政权的权力被宦官和外戚的斗争逐渐削弱了,地方上的豪强地主权力越来越大,已经不大服从朝廷的权力,但毕竟东汉天子是天下之主,对豪强地主还是有一定的约束力的。豪强地主的壮大实力大多是处于地下发展,钱粮自是豪强们无比关心的事情,所以大多与这时代的大商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就连忠于朝廷的地方官吏也不例外,比如昨晚孔义与糜竺的密议就是最明显的例子。

    在曹操的眼中,太史慈的意思很明显,就是说:你曹操要想有所作为,强大的经济是不可少的,但是经济的控制权要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否则迟早还要看豪强地主的脸色做人。

    要玩儿权力制衡,就要有实力相当的两股或多股意见相左的势力,既然你曹操拿世家大族没有办法,那就不如扶持商人,把商人牢牢的抓在自己的手中,让他们大赚特赚豪强地主的银子,使豪强们离开了商人就活不了,但又因为有你的保护,让豪强们不敢对商人进行随意地劫掠――当然同时也不能给商人政治地位,以免他们变成新的豪强。

    在这里,太史慈实则是在变相地提出一种新的集中中央政权的一种尝试。

    其实太史慈如此暗示曹操也是无奈之举,此时太史慈唯一能做到的就是让曹操朦胧地知道商业的重要性,能够在他将来的改革之路上走得远一点儿,不要只限制在什么“屯田”上,要知到商业最大的好处便是“流通”,那不仅仅是物质上的,更是精神上的。纵观中国各个强大的朝代,哪一个不是商业发达的时代?

    重农,肯定是对的,但不应该因为重农就打击其他的产业阶层,否则这个民族的生命力早晚僵死。

    自己这么说也是代表了为华夏播下一点文明进步的种子的心情,至于会否熄灭,太史慈心中则一点儿底也没有。

    要知道一个民族的兴盛之路并非是一句发展“商业文明”就可以解决的,民众素质和社会基础都是问题啊!

    曹操哪里知道太史慈的苦心,此时心情大佳,一扫刚来时的心事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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