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杂志及其他材料,供给监牢的同志,作为精神食粮。同时,我们利用养病室的可能环境,建立了与各监牢联系及供给政治消息的基点。自然,在那样黑暗残酷的环境里,要进行这样的工作,是非常困难的。带着重病的国桢同志在这一长期艰苦的工作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也费了很大的力气。不幸的是为了回牢传递消息,再回养病室时,他得了很重的伤寒病,历经几次危险期,同时得着刘护平同志细心照料,才算渡过“鬼门关”。然而,他那业已被长期监牢生活和肺病摧残了的衰弱身体,就更加难以维持了,但他还是不能不支持这一基点,继续苦斗。
使我不能忘记的是,1944年秋天,在监牢的难友不断斗争下,养病室得到了开门散步的权利,我与他第一次公开会面了。看见他那高大的身躯仅剩下一副骨头,我紧紧握着他的手,劝他好好地养病、休息,设法增加一些营养。但是他坚持他吃苦的作风,顾到其他同志的困难,拒绝了我和其他同志的经济帮助,也拒绝了专门养病的提议,还是继续忙着与监狱来的同志谈话、商讨,也忙着用各种不同方式传递我们对监狱斗争、过堂、生活、学习的具体意见。最使我感动的是,他常常瞒着我,把我应该做的事,更深夜静时替我做了,使我少犯几次病。他不顾一切,在“百子一条心,争取全体回延安”的原则下埋头苦干。
然而在敌人继续不断地摧残下,在这慢性屠杀场里,我们亲爱的国桢同志,被剥夺了他最后的精力,病倒不能起床了。但是即使他的病势已到最后关头,他还是注意时局,注意狱方行动,关心我们的工作,关心同志们的健康。从1945年春天卧床不起,一直到夏天,国桢同志除了肺病外,还添了肠胃病,饮食大减,夜不入寐,骨[体]瘦如柴,终日呻吟,咳嗽不止,说一句话都要换好几口气。国桢同志早已自知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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