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白天在钟家不出门,晚上分头到各村活动,积聚力量,重整旗鼓。
几天后,县政府就派李镇山带着50余人来高塘驻守。他住在镇上大商店敬胜隆号,神气十足,准备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我向县委(代号文华)写了一封信:请求由渭南调50支手枪来,并表示要与王教练亲自率队打进敬胜隆,活捉李镇山。国桢同志带着这封信去找县委,不幸在半路上被李镇山的人抓住,并搜出了他携带的信件。乔国桢被带到李镇山面前时,广盛义的经理吕建林对乔说:“你还不赶快向李大人跪下,说出赵锡琰(我当时的姓名)和陈述善的住处,就舍你一命!”国桢同志怒目而视,大义凛然地说:“跪下求饶?你看我是下跪的人吗?要杀就杀,岂有共产党员向人叩头求饶的道理。”李见威吓不成,就缓和一下口气说:“我和你们不结仇!你只要说出赵锡琰在何地,我想与他见面谈谈!决无他意。”乔说:“你不是已经看到他给文华的信了吗?信上明明说要打进敬胜隆,活捉李镇山。他调50支手枪来,不就是为了与你见面吗?你等着看,明天他就要来捉你了!”李镇山看到国桢同志充满信心,英勇不屈的神态,又想到高塘民团还能一次就从渭南调来50支手枪,说明这一带共产党的力量一定很强大,自己恐怕不是他们的对手,于是就下令放了乔国桢。他自己也不敢继续待在高塘塬上,第二天就带领人马回华县交差去了。国桢同志这次传奇般地脱险,生动地说明了当年高塘塬上农民武装斗争的威力。
1928年5月,渭华暴动时,高塘民团配合革命军,在打击土豪劣绅,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斗争中起到一定的作用。这也是与国桢同志半年多来扎扎实实的工作分不开的。暴动失败后,我们都受到国民党反动当局的通缉,被迫陆续离陕而暂时分别了。
(原载1985年11月《革命英烈》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