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了共产党闹革命,可不能三心二意,就是敌人把刀搁在脖子上也不能动摇。”我说:“这没有含糊的,人来世上只能死一回么,咱不起来和那些狗日的干,也是没有活路,为了穷人过好日子,死了也值得。”他还给我说:“这事对任何人也不能说,连父母妻子也不能说。”1927年2月,我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后来我就在农协当了武装委员。
乔国桢同志真是个好同志,他对党的革命工作,真够得上赤胆忠心,坚强勇敢。我从来都没有见他发过愁,整天马不停蹄地跑到东村走到西堡,找群众交谈。他常给我说:“只要咱们穷人都跟着党来,谁也把我们打不倒!”
农民协会在他的领导下,威望越来越高,群众有大小事都来找农协。甚至连谁家家务不合,妯娌吵嘴,都来请农协评理。我记得乔国桢同志办了这样几件事情,群众叫好,土豪地主咬牙。
宋家河[焦村]的财东崔福成霸占了—个穷人胡老本几亩地。官司在三原县打了十几年,胡老本老输,把崔福成告不倒。农协会成立后,胡老本就告倒了崔福成。崔福成自然不满,但也不敢说啥。另一件是,大寨堡财东雒彦福当了贫农王大娃20亩地,当的时候当价是白洋。那年王大娃要卖地,交的当价是当时使用的那种纸票“流通券”。雒彦福不要纸票,硬要白洋,闹到农协后,自然判断的是给“流通券”。还有一件事:1927年我们这一带种的烟叶特别多,烟税很重。农协会为了减轻群众负担,给县上少报了烟苗亩数,那些狗豪绅知道后,就密告农协,说农协以多报少,营私舞弊。不几天,县上派来了查烟委员,想查个究竟。乔国桢同志把这位委员安顿在我们农协住。中午,他把我叫出去,对我说:“你去到地里多弄些苜蓿菜,下午做白水煮苜蓿。”我一听就明白了他的用意。一大锅苜蓿煮好了,我就给他们端饭。乔国桢同志接着就吃,吃得很香。那位“先生”拿起筷子,看了半天,在碗里挑来捡去,龇牙咧嘴地吃上半口。那家伙吃了半天,碗里还有多半碗,最后实在咽不下去了,说他这几天胃不太好,不能多吃。乔国桢同志又非常认真地说:“不要客气,好坏总得吃饱,可不能饿肚子呀!”吃完饭,那家伙给乔国桢说:“乔主席,我知道咱农民协会向来办事认真,烟苗兄弟就不再细查了,至于烟税请你看着办就是了,我还要到别区去。”
农协这样干,群众也都跟着农协来了。但是,地主豪绅和反动派都恨得咬牙切齿,暗地里开始打上我们的算盘了。有一次,王厚庵把几个豪绅请到他炕上,他从烟灯下坐了起来,说:“我今天说话觉得脸红,咱们一个个胡子多长,竟然叫姓乔的一个娃羔子把咱们踩在脚下,给脖子尿尿,这口气,众位都能咽下去?”
这些王八蛋早就恨不得把乔国桢一口活吞了,但是平时一见农民的红缨梭镖就吐舌头,谁也不敢乱动。王厚庵这一激,都把黑心掏出来了。于是,他们商量派人在楼底坡先暗地里干掉乔国桢,再收拾农协。
(三)
1927年5月里的一天,乔国桢同志心事很重地对我说,蒋介石背叛了革命,在上海、南京惨杀了许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他说我们今后得提防着些,眼睛放亮些。
阴历六月初五下午,中共三原县委送来一封密信,说县城里的军队要来陵前,叫我们注意着。这时候天已快黑了,我们以为敌人总不会今晚上就来吧。
好久没有下雨,天气热得厉害。晚上乔国桢同志到大寨堡有事没有回来,副主席唐亦民同志回家去了。我和少廷海四个人,拉了几页席睡在学校(农协会的办公地方)的院子里。临到天亮的时候才凉快了。我睡得正香,忽听得从墙外跳进来个啥,我一惊,往起一站,只听“啪”的一声枪响,我就顺声倒了下去,接着又是两枪,从耳边擦了过去。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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