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幸运钥匙》宣传的第一站。
这电影是在香港拍的，宣传团队就把泛粤语区作为首场路演宣传的地方。
宁昊在认真跟现场媒体交流，他们很关心《无人区》。
“《无人区》拍完上映不了，你对投资方怎么交代？对演员怎么交代？对自己怎么交代呢？”
“会上的，今天上不了，明天就上了，总会上的。我们在协调档期，大家也不要把审查制度妖魔化了，没必要，一切都是自然的存在，没有必要把事情想象得戏剧化。”
“经历《无人区》之后，你在创作时会一步步去试探“限制”吗？
“不会，我又不是做小白鼠专门搞实验，我对我自己感兴趣的东西看得很重要。在我每个阶段对什么事情感兴趣，我会研究这个，把这个做好就行了。”
“说到现在的内地市场，一干青年导演崛起速度很快，你有压力吗？”
“我有什么压力？谁都可以做导演，就像谁都可以当作家一样，这不是什么特别专业，或者有什么权力垄断。谁都可以当画家，但有没有人看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如今内地观众年龄层越来越年轻，你会考虑85后、90后的喜好而做出妥协？”
宁昊：“不担心，人家又不是脑子不够用，凭什么看不懂你！说什么一代不如一代，为什么这么说？凭什么这么说？肯定是一代比一代强。什么今不如古，那还活什么劲儿啊。也没有什么妥协不妥协的，因为根本不对立，我是站在现实基础上讨论问题，他们观众是生活在现实里的人，没有对立，不谈妥协。”
这是《幸运钥匙》正式放映前的采访，电影上映后，问题就变成了：“为什么电影不是多线叙事？”
“这个剧本不好弄成多线叙事，就没弄…”
“算是突破吗？”
“也不叫突破，其实干这行还干得不错的，都是有创新精神的。要不它叫创作呢，不叫工作。它的属性本身就有创新的成份在里头。但也不能简单的类比说，我拍一个同样类型的东西就没有创新成份，形式上的创新其实不解决根本问题，在每一部作品中你能找到新的东西和传递新的概念、信息，这是特别重要的。对你自己来说是有进步的，对观众来说是新的，做到这种平衡就是最好的。”
“那你觉得这次能有多少票房？”
“其实我一直没太搞懂票房大卖这个事，我跟梦溪、徐争、杨青几个都聊过，他们也不是很懂。我一直关注的还是电影本身。我是一个拍电影的人，聚焦于电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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