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了300石的米，以及200多把日本刀。日本的米，价格是明朝的五分之一，哪怕加上运费，也有利可图。不过300石，在港口只能卖个2.5两一石，才值750两银子。
而日本刀造价莫约一两银子，运到明朝能够卖50两的高价。200把日本刀倒是给日本商人赚了近1万两银子。不过，日本商人又迅速的在天津市场中采购了价值10万两的丝绸、棉布等等货物。
这个年代，明朝与任何一国建立贸易往来，基本上都是明朝货向别国倾销。而且，无需明朝商人主动倾销，而是外国商人，拼命的从明朝进口各类商品。
十多艘的商船，前来天津贸易，给天津市舶司带来的税收达到15万两之巨！而且，还深受商人的欢迎.......
而明朝其他的税收体制已经彻底败坏了。暴利的产业收不到税，而只能在自耕农身上征收到税收。
比如茶叶生产向来是暴利产业，一亩茶园能够创造十多两银子的效益。
但是以浙江省为例，茶园种植面积超过百万亩，却只收到几十两银子的税收，茶叶税在南方已经名存实亡。
你敢多收，文人便会高举“与民争利”的高帽子！
中国古代文人口中所谓的“民”，并不是底层的老百姓。而是地主、缙绅阶级！所谓与“民”争利，就是与有钱有势的大地主们争夺利益。
而官场上的官僚们，大多数都是大地主家族出身。哪怕本身是贫寒的士子，当官之后很快也会成为大地主既得利益集团的一员。
因为本该是纳税主体的既得利益群体，“既当球员又当裁判”将朝廷税收体制完全控制。所以，明朝中后期以来税收政策一败涂地。
而张居正这个大地主家庭出身的官僚，进行改革，也只敢拍蚊子，而不敢打老虎，所以张居正的一系列改革政策也是人亡政息。
封建王朝历次的税制改革失败，原因是假设了一个前提――“有良心”地主会为大局着想，自我约束。
但是这个假设的前提，永远不会实现的！
因为大地主利益集团整体短视，只为自己利益着想，从不顾全大局。
君不见张居正才死了多少年，南方东林党猖獗的省份，大地主、大商人们已经以抗税、漏税为荣。
这种人格已经被贪婪扭曲，还不停为自己的违法行为找正义借口的一批人，不是国家的蛀虫是什么？
肖图白阅览天津市舶司的关税，以及浙江省的茶叶税数据，不屑道：“东林党利益集团，暂且嚣张！有朝一日，老子让你们尝尝工农业剪刀差的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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