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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可并不是赵旉杞人忧天，事实上由于现在帝国的版图实在太大，对于部分边疆省份（主要是**、青海、河西、漠西、漠北与岭北这五个省份，而同样刚刚并入大宋版图的东三省与南洋六省因为是现在或未来的重要粮食产区，所以朝廷对其始终坚持了直辖的统治方式，而且这些省份因为官府和军队所需的口粮不必从外地运入，统治成本大大降低，即使采取行政成本较高的直辖制，帝国也完全承担得起。）赵旉不得不增大了总督府的自治权，这虽然大大降低了中央财政的负担，却也严重削弱了朝廷对于那些省份的控制力，若不是赵旉个人威望太高，只怕过不了几年那些省份就会有人蠢蠢欲动了。等到下一代接班，本来威望就未必能够压服戍守边疆的几个卫帅和边疆行省的总督，如果再被谣言一搅和，不出事才怪。
但要想管住天下人的嘴谈何容易？中国人不但是说话最不负责任（先秦时期的华夏人说话是很慎重的，后来就越来越随意了。）的民族，也大概是对说话的需求最高的民族，你要想硬是管住人家的嘴，他们非得闹翻天不可，所以才有“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说法。历史上，即使是清代的“文字狱”也只敢对成文的籍文章下手，从没有听说过有谁说错话被抓的，除非他是在公众场所公然对群众进行鼓动宣传。而大宋又是中国古代言论最为自由的大一统朝代（大概仅次于百家争鸣那段时期），即使是赵旉，当初也不敢贸然“禁口”，直到现在外患尽去，异族也已归心，赵旉可以腾出足够的力量镇压帝国内部的反对者，因此才敢放手一搏，决定对中国人的这张嘴开刀。
不过赵旉也为此付出了不小的代价，一直以来都顶着来自亲友的巨大压力而始终站在赵旉一边的帝国首相虞允文在这件事上与赵旉发生了激烈的争执，在苦谏无效之后，虞允文借口年事已高（虞允文身体健壮，这个时空又没有历史上的那么多怄气的事情，虽然已经年近古稀，但其实还足以胜任宰相的繁重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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