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传承就不错了。但赵?此举并非真是为了将宗教赶上绝路，而只是为了贯彻其“不劳动者不得食”的思想而已。在赵?看来，甚至宗室贵族不劳动都比宗教人士有理由，因为那是他们祖辈劳动的成果，而僧侣们得到的捐献（如香油钱之类）则纯属欺诈，尽管在很大程度上双方确实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不管赵?的这种观点是否正确，但大宋境内的各种宗教活动受到严厉打压之后，确实对大宋的经济产生了明显的推动效应，生产者一下子多出几十万（也可能有上百万，确切数字是不太好统计的。），影响确实不小（由于农田改造与基本水利建设需要的人力几乎是无限的，所以就业问题基本不用担心。）。而且对僧道征收的重税也大大充实了国库，赵?实在是想不通，为什么那么多人不愿意相信自己的力量，而寄希望于虚无缥缈的神灵，甚至心甘情愿地献上那么多的劳动所得
像历史上北周武帝灭佛一样，赵?对与宗教的大动作在短时间内不可避免地引起了社会的动荡和百姓的不安，但当局势平息下来之后，无论是朝廷还是大宋百姓都从中获益匪浅，大宋的统治基础由此愈发巩固。也正是有了这个凭仗，赵?才得以进一步深化他对于教育、军队乃至于国家政治体制的改革。
到绍兴二十年年底的时候，大宋九成以上的州县都已经建立了实行新式教育的学校，由此刮起了一阵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新文化风暴。值得一提的是，赵?对于他一向厌恶的儒家思想，并没有简单粗暴地全盘否定，而只是规定禁止对未满十五岁的少年儿童教授儒学（传统文化影响太深，即使不学也多少会知道一点，如果连自学也限制，很可能会给某些小人以制造文字狱的机会，因此赵?只禁教，不禁学。）。理由则是儒学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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