亡。
这样一来，一些阿谀奸诈的小人往往得到重用，持不同意见者则受到排挤打击。凡是得罪过张居正的朝廷大臣，无一不被降级、罢职，甚至受刑、入狱，招来杀身之祸。
这种以一己之好恶、个人之是非为准绳的用人方法，既对改革的进行造成了困难，也给改革的失败埋下了危机。
事实上，善于讨好张居正的人，并非都真心拥护改革，如得到张居正提拔重用的张四维，在继任内阁首辅之后，即随万历亦步亦趋，对改革进行清算——而事实上，张四维本来就是高拱一派，若非高拱倒台，他势必也要进内阁辅政。
但张四维也是久经官场打磨之人，所以在高拱倒台之时，他隐忍了下来，蛰伏于九幽之下，在张居正面前表现得“如循吏”一般，这才获得张居正的认可，认为张四维已经服软了，于是得到重用。
此外，重权在握的张居正，尽管在晚明的官场中其实不算大贪巨贪——至少比他的老师徐阶强多了——但也并非完全清白。他运用自己的地位和影响力为家人谋求功名，长子为状元，次子在会试中本来名列二甲，神宗任意将其移入一甲二名，张居正也坦然接受。
上梁不正下梁歪，万历以后科场舞弊严重，显官要员的儿子很多成为进士，导致人心不服，议论纷纷，乃至风气败坏，张居正是有很大责任的。
另外他的家人在湖北老家也是横行一方，收受贿赂。张居正其实十分清楚这种情况，还写信要求当地官员对此严加管束，然而本身却未能采取什么有效的措施，甚至明确表示自己作为儿子管不了肆意妄为的父亲，因此也难免招致他人指责。
在高务实看来，领导一场大规模的改革运动，本来就是满途荆棘，困难重重。张居正本人又独断专行，排斥异己，用人不当，树敌过多，再加之不能严于律己，约束家人，因而其结局只能是人走茶凉，人亡政息，不仅身后声誉一落千丈，十年经营也随之付诸东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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