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远戍。”
张居正的表现也很直接：“居正**疏救，乃除名为民”，但光是夺官还不能让他解恨，于是又“诬台私赎锾”，“遂戍台广西，台父震龙、弟国俱坐罪；台至浔州，未几，饮于戍主所，归而暴卒”。是的，丢官不足以解恨，得丢命！甚至你全家都要因此得到惩罚，本相才能一解心头之恨。
然而很可惜的是，张居正对刘台的残酷迫害不仅未能震慑住反对者，还反而招来包括门生吴中行、赵用贤等在内的更大规模的弹劾。
万历五年，“居正遭父丧，夺情视事”。吴中行乃首疏反对，言“居正父子异地分暌，音容不接者十有九年，一旦长弃数千里外，陛下不使匍匐星奔，凭棺一恸，必欲其违心抑情，衔哀茹痛于庙堂之上，而责以訏谟远猷、调元熙载，岂情也哉！”并指出此事“系万古纲常、四方视听……销变之道，无踰此者”！
为了响应吴中行，次日，“赵用贤疏入；又明日，艾穆、沈思孝疏入”。嗯，全是张氏门生，简直窝里反。
这就很尴尬了。
所以张居正大怒，“遂杖中行等四人。未几，进士邹元标疏争，亦廷杖；五人者，直声震天下”。至“万历九年，大计京官，列五人察籍，锢不复叙”。
刘台、吴中行、赵用贤作为门生，为何敢于弹劾既是座主又是明朝历史上最具权势的首辅张居正？
后世有些学者分析认为其原因大致有三：
一是继承明初以来文官敢言的传统，既然文臣敢谏皇帝者历代都不乏其人，而明朝文臣在这件事上又一直表现得格外积极，那么弹劾权臣自然不在话下。
二是张居正的确有可弹劾之处，刘台、吴中行、赵用贤等人所论都有一定道理，尤其是弹劾张氏“擅作威福”和“夺情”两点，更有制度和伦理方面的依据；这也就是刘台自称“君臣谊重，则私恩有不得而顾”的理由。
三是弹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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