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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在新书前面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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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我们全家都几乎绝望了,我很理解老婆当时的心情,孩子有什么事,她也活不下去了。

    抱着最后一丝希望,我和老婆克服困难,在单位请了长假,前往北京。在北京,多亏了老婆表姨父的女儿,也就是姐姐一家人。姐姐和姐夫为我们安排了暂时闲置的房子,还给了我们很多的帮助,真的非常感激他们。于是,带着孩子,我们在陌生的首都暂时地安顿了下来。

    原本以为在长沙看病已经很难了,哪知道,到

    了北京,才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看病难。大医院的号全被号贩子垄断,我曾经凌晨去北京儿童医院排过两次号,但没有一次能排到,就连普通号都没有,更别说是专家号。无奈之下,我们只得用数以倍计的价钱,从号贩子手里买到了号,找到了专家,专家让我们先去做检查。

    然后检查照样要排号,按照他们所说的“正常

    情况排队”,轮到我们要等到七个月以后去了,我们只好又找到号贩子,再加倍地付钱,那些人果然神通广大,第三天就做了检查。再然后,再找号贩子买号看专家,再检查……如此反复。我们住在联想桥一带,每次到儿童医院都要在天没亮的时候出发,然后挤很远的公车,有时做检查都没办法吃饭,又要找号贩子交涉……

    个中艰辛,实在是不堪回首。

    在北京的这几个月,足以毕生难忘,但为了孩子,一切都是值得的!

    经过专家判断,孩子只是脑电图有某种相似的波动,但并没有那种可怕的病!我们本来已经做好倾家『荡』产,做手术的准备,乍闻这个消息,一时悲喜交加。为了确认,我们又看一位专家(自然又离不开号贩子的手笔),最终两位专家的判断结果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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