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席会议，土肥原贤二受到了强烈指责。芳泽谦吉对他也略有微辞，认为正是谍报机构的不作为，才致使前期制定的应对北伐的策略，几乎要完全推倒重来。
土肥原贤二只能连声“嗨咦嗨咦”，低头接受指责，不过等议题转回到如何应对此番西北变局之时，他却迅速提供了几个看去还不的方案，又赢得了一片“哟西哟西”的称赞声。
这个特务头子提议：强化日本在满蒙的军事存在；促成奉军和解放军的好乃至联合；经济手段和政治手段并用，将日本势力向西北逐步渗透，诱使吴安平将西北独立；派遣大量谍报人员进入西北，刺探情报之余，将解放军的针对目标导向苏联；以助其收复外蒙为名，促使西北与苏联形成军事对峙，减轻满蒙压力；等等。
且不说土肥原贤二的提议有无实现可能，最起码这些方案具备一定的合理『性』，芳泽谦吉等人随即在此基础，开始商议并制定具体的行动计划。土肥原贤二将先前忽视西北视为谍报机关的耻辱，在其格外卖力。
日本使馆的密议还在进行，同一时刻的苏联使馆内，却在同样激烈进行的讨论中，发生了一件小『插』曲。
国民『政府』确立“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并接受苏联近三千万金卢布军事援助，始有北伐战争如火如荼的进展，但国民党内部及国共之间矛盾重重，本就难以整合梳理，现国民『政府』又面临武汉、南昌迁都之争，这些扑朔『迷』离的变化，连身处其中的中国精英们都难以看透看清，苏联方面更难以预测大的前景如何。
而吴安平反苏、冯玉祥落败、解放军『逼』近新疆、外蒙，这正是『乱』添『乱』、急加急，阿列克谢?谢尔盖耶维奇?齐尔内赫虽然是苏联驻华大使，但面对这样的局面，一竟找不出丝毫的办法来应对。西北之变既有可能对中国的北伐大局构成影响，又对苏联在北亚及东北亚的利益构成严重威胁，态势之综复杂，足以令任何有经验的人皱起的眉头。
此时，李大钊就在苏联大使馆内。这位中共创始人、北方区区委记，因受段祺瑞『政府』通缉，不得不躲入苏联大使馆军营暂避。谢尔盖耶维奇要讨论西北之事，不能不将李大钊请来。西北是苏联人的禁区，只有已入中国籍的白俄存在，由于中共反而可以自由活动，所以没李大钊的参与，这会就开不起来。
吴安平坚定反苏，肆意攻击其领袖，苏联人自然不会好以对。持强硬立场的人很多，甚至有『共产』国际的人提出，要让中共党员在那里广泛发动群众，建立工农武装，与大资本家吴安平展开坚决斗争。不过，李大钊的态度却有些为难，这让包括中共党员在内的许多人，都有些不满。
正是为改变国家贫弱、军阀割据、倍受侵略的现状，一些抱有忧患意识的中国人，才几经艰难，选择了『共产』主义这条道路，成为了马列的信徒。从这个意义来说，『共产』党员同时也是坚定的民族主义者，只是由于历史认识的局限『性』，这时期的『共产』党员深受马克思主义学说影响，又同时具备了国际主义者的思想特征。
国家与国际两种观念的纠葛、冲突，非但在『共产』国际中的苏联人身有所体现，在许多具有独立思想的中共党员身，同样时刻体现着这一两面『性』。李大钊能成为中共创始人，绝非一些被苏联洗脑的留学生可比，虽然两面『性』的问题也在他身存在，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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